社會篇
 

澳門的中產階級與民主化

陳欣欣

  當社會不斷發展與趨向平等,中產階級的人口則越來越膨脹,而中產階級及低下階層的子女,入讀大學的機會也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擴大,不僅在經濟發展上有推動的能力,在政治的民主化進程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因爲如果越來越多人成爲中產階級,則有越來越多人的價值觀與思想趨於一致,那時候,整體社會的穩定性得以建立,有利於社會的現代化發展。
  一個民主的政體,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代化指標,民主政體的建立,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民主化的過程包括各個方面的配合。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得到一定的報酬,他們亦希望建立一套能保障他們既得利益的制度;因此,他們開始爭取多些參予建制及政治的機會,致使他們的利益得以保障,這就是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基本關係。以下試圖探討澳門中產階級的興起過程,以及他們在澳門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他們與澳門民主化過程的緊密關係。

社會階級與社會階層


  社會階層體系(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社會內的每個人都會因其經濟財富、社會地位、政治權力、敎育程度、職業、家世等東西,而被決定在某一社會階層(social strata)之中。一般人會認爲有三個主要的社會階層等級;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以及下層階級。通常上層階級是指高級的政府官僚、極爲富有的人士等,中層階級可包括專業人士、普通商人、文敎人員等,而下層階級就是一般的勞工、失業流浪者等。
  有時,有人以社會階級(social class)來取替社會階層,前者較爲普遍使用,但嚴格來說並不同於後者。因爲社會階層此概念在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中主要從個人的經濟財富來衡量其社會階級,而社會階層則從以上所述的多個指標來釐定個人的社會階層。馬克思認爲社會階級是由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每個人在同一的經濟制度中有不同的功能與角色,因而產生了各個不同的社會階級。
  馬克思更以十九世紀之欧洲社會爲例,劃分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勞工階級、及地主階級。而個人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及個人經濟財富,據馬克思之說,是決定了個人的政治權力及社會地位,如下圖:


  馬克思的社會階級論


  不同意馬克思之說的學者韋伯(Max Weber),則認爲應以社會階層此槪念去說明一個人在社會結構的位置更爲合適。韋伯強調社會階層可由三個獨立自主的層面:經濟財富,政治權力、及社會地位來構成,而三者更是互相依賴及影響,如下圖:


  韋伯的社會階層論


  韋伯之說較馬克思的合理,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地位、政治權力、經濟財富三者相互影響的程度很大,難於辨別那項決定那項。而現在一般人士已把社會階級及社會階層兩個槪念通用,本文若用社會階級時,實是指社會階層,中產階級,亦即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一群人之所以成爲一個社會階層,當然不僅具備客觀、實質之內涵,例如財富、職業等等,更有其特有的意識形態,包括他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及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在現代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崇尚工作、勤奮、誠實、平等、民主、和平、自由開放、重視法紀、講求禮貌、講究個人的人格修養,反對暴力行爲等價值規範,並且以核心家庭模式爲典範,亦較重視閒餘生活的享用,中產階級的職業以專業人士、白領人員、及部分技術性勞工爲主,他們一般都有起碼的學歷背景,又有頗爲固定的收入。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農民轉變而形成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此階級相對的,仍是以勞工構成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則沒有任何的生産工具;因此,前者利用後者的勞力從事生產的工作,並剝削他們以致獲取利潤。雖然在早期的工業社會當中,除了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之外,還有一些介乎兩者之間的中産階級;不過,依馬克思的估計,很快他們就會加盟資産階級的隊伍、或無産階級的隊伍,在较成熟的工業社會中消聲匿跡,最後衹有兩大階級的存在。
  不過,事實證明中産階級在工業社會中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强大,人數越来越多。由於機械生産方式的引進,加深了勞工階級的作業專業化及分工化,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質素,他们沒有因機械化而喪失了就業的機會。此外,機械化過程減低了勞工的需求,很多工廠工人逐漸晋升爲辦公室內的服務人員,造成白領階級(中產階級的一部分)逐漸增長。還有敎育的普及化、使很多在職的年靑勞工有業餘进修的機會,一般勞工的子女都可以接受正規敎育,加速了社會流上的過程。因此,是謂走向中産階級(embourgeoisement)的運動,正在各個現代工業社會中出現。社會上的價值标準及生活方式,皆以中產階級的爲準則。
  由於中産階級的構成人口龐大,難以界定他们的特點。大槪上來說,中産階級的敎育程度差異甚大,有的衹有小學程度而當上了信差,也算中産階級;有的具有後博士學位而作資深研究人員,也是中產階級。其次是收入形式方面,有的是受薪職員,又有的是自行開業者;不管收入形式爲何,他们的收入有低於勞工階級的,也有高於銀行總裁。關於工作性質方面,有的可指揮及控制衆多屬下、工作富創造性及挑戰性,但又有的衹有受命於上司、做些刻板而沉悶的工作。
  一般來說,中產階級不但在經濟財富及社會地位上有一定的席位,並且對政治也有興趣。特別是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他们爲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透過其政治活動來取得更多的權力,增加自己的影響力。有時因爲他们的積極参政,亦影響了低下階層的政治醒覺,於是他們也在政治活動上活躍起来,刺激了民主化的發展。

民主化


  在未談到民主化的過程之先,首先來談談民主的內容是甚麼?簡單來說是指:人民主權論、多數統治原則、保護少數、使人愉快、符合憲法的自由、參予各級的決策、平等主義等。民主此一概念自古希臘時代出現,指一種政體,但當時並不被學者所擁護,而民主的爭取卻經歷了無數個世紀;直到今天,人們把民主的實現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也是一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而推動民主實現的過程,則稱之爲民主化。
  關於民主化的理論可追溯到摩爾(Barrington Moore)、李普塞(Semour Martin Lipset)、及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三學者的解釋。首先,摩爾認爲各個主要的社會階級因經濟利益而合作或分化,都會決定一個社會邁向民主政治、獨裁政治、或極權政治。當多個社會階級團結合作起來,正如以上談的走向中產階級的運動就是如此情况,便會引發一個民主政治的出現。
  李普塞與摩爾的看法近似,強調社會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李普塞相信若能統合各個階級的價值觀,並賦予它們合法的管道去參予決策過程,則能驅使政治更邁向民主;否則,民主化的進行便有困難。而現代工業社會中,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已普遍成爲各社會階級所仿效的標準;因此,越是走向中產階級運動越積極,民主化的發展越成功。
  此外,杭廷頓的說法則有別於以上兩學者,他認爲民主化的方向在於建制(institution building),建制包括三方面:權力集中的合理化、新政治功能的分化、以及政治參予的增加。其實杭廷頓的意思是即使中產階級強大起來,各個社會階級的合作程度也高,並各階級達至價值標凖的眞誠,但以甚麼來維持如此的狀態?建制當然就是他的答案,這樣才可使民主化發展得以保護。
  縱使以上三學者的言論頗爲確實,但有人指出了他們忽略了國際關係的因素,又不能解釋第三世界的實况,更忘記領導者的角色,這些東西都是與民主化息息相關的。(11)但是,本文不以政治學的角度來詮釋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而是以社會學的角度,因而特別偏重摩爾與李普塞的觀點來解釋,但亦採取杭廷頓建制過程內的政治參予指標來說明澳門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

澳門的社會力量


  澳門社團的數目不少,而較爲積極參政的,可稱爲社會力量,(12)對這些社會力量有較詳盡的分析,可見吳國昌的說法。(13)吳國昌將澳門的社會力量分爲五個系統,稱之爲ABCEO系統,A系統是傳統、左派、愛國等力量,B系統是宗敎、敎會、西方宗敎等力量,C系統是土生、葡裔、Macauese等力量,D系統是新興、民生、民主等力量,O系統是指其他的社會政治力量。(14)從這些社會力量組織,可以反映它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因此,從研究澳門的社會力量便能夠了解各個主要社會階層的參政情况。
  吳國昌認爲A系統的成員以華裔人士爲主,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A系統的形成背景是以社團互助形式出現,協助華裔人士自二十世紀初期由中國內地遷移到澳門定居後的各種需要。A系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力自六十年代開始奠定,但到了八十年代則有組織老化、僵化的趨勢,更新正待。其領導核心以往是南光公司、現在則是澳門新華社,A系統的成員散佈在各個主要社會階層,以階層人口比例來說,當然是中、下階層的成員數目爲多。A系統亦有運用自己的影響力控制一般中文報刊,以免社會輿論與之抗衡,此系統還開設中、小學校,約佔全澳門中、小學之三成多;由此可見其影響力不少,尤其是在當前的過渡時期內,相信它的影響力可以跨越1999年。現在,A系統內正積極吸納及分化抗衡的力量,培育新一代的接班人,增強其系統內部的凝聚力。(15)
  B系統的目的與A系統有別,以傳敎及提供社會服務爲主,但它在澳門社會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少,它有一個比A系統更長的歷史。自澳門開埠以來,羅馬天主敎會已在澳門成立第一個遠東地區的敎區,以爲向中國內地傳敎作凖備;起初,B系統的成員以葡裔人士爲主,但逐漸吸納大量的本地華裔人士。除了天主敎會外,基督敎亦在十九世紀開始傳入澳門,其目的與天主敎會大同小異。近年更有巴哈伊敎及其他宗敎派系傳入澳門,但其影響力未見龐大。不論是天主敎會或基督敎會,它們的成員都是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特別是基督敎會,近年以吸納中產階級與新移民爲主。自二十世紀初至八十年代止,B系統在政治參予的活動上表現不甚積極,但由於其信眾多,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可與A系統分庭抗禮;對於培育靑少年方面,它有全澳一半以上的中、小學校;又有敎會出版的刊物以爲溝通宣傳之用。雖然B系統在政治上抱超然之態度,但對D系統的參政有一定的支持。(16)
  C系統長久以來都是在澳門享有頗高的政治權力,開埠時期的C系統成員乃葡裔的政府官員,他們有自己的獨立生活圈子,與華人社區交往極少。葡裔人士後與本地華人通婚,逐漸產生了土生葡人的組群,但由於始終C系統的人口並不多,現在有時爲了爭取華人社區的支持,會吸納小量的高上階層華人。C系統的目的主要是維護及保障其成員的利益,七十年代開始更在立法會直選中壟斷了全部席位,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與九十年代,立法會的選舉已不再讓它專美。C系統有多張葡文報刊,也有對個別中文報刊發揮其影響力;屬於此系統的中、小學校佔全澳的5.0%。爲了保持C系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它必須鞏固內部的團結,爭取更多華人的支持與合作;否則在1999年後,其勢力將會顯著減弱。(17)
  D系統是個近年興起的社會力量,雖然它衹有不超過十年的歷史,但它的出現帶來了固有社會力量的莫大衝擊。此系統的主要成員乃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華裔人士,多是二次大戰之後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對澳門社會有濃厚的歸屬感,不願意把自己社會的事交由他人處理,他們積極爭取多些參政的機會。D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代表着澳門年靑華裔的中產階級,以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作爲他們的目標,除了中產階級內的民主民生派人士外,還有社工界、敎育界、學術界、新聞界、宗敎界等組群的參予及支持。他們也有宣傳自己的刊物,也得到一些中文報刊的支持。自從八十年代開始,系統也活躍於立法會直選的選舉活動,並且逐漸得到一些議席。(18)D系統社會力量的出現,標誌着澳門民主化運動的一個新里程,當然這並不是說其餘的系統是與民主化抗衡,衹是D系統極爲標榜其民主的目的,尤其是它的土生土長年靑裔中產階級的背景,正與其他發展中社會的情况近似,十分值得研究。下節即更詳細討論D系統與澳門民主化的關係。
  最後是O系統,此系統內的組群各有自己的利益與目標,彼此不一定互相關連,衹是它們既存在,又有影響力,但未能歸入以上四個系統之內。吳國昌認爲O系統內有由葡國派來的葡方官員,他們的利益與土生葡人未必一致,但在社會上也構成一股力量。此外,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及其有關集團也在澳門社會上十分有影響力,雖然它沒有積極在選舉中參予,但它的財力卻足以影響澳門政治的發展。還有一些沒有加入任何系統社會力量的靑年商界人士及上層專業人士,他們有參予專業組織及社交組織的活動,雖然人數不多又不主動参政,但其社會及經濟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福建人士勢力漸大,在九十年代初分別成立了澳門福建同鄉總會及澳門福建同鄉會兩個組織,前者以福建新移民爲主,後者則以福建歸僑爲主。這兩個組織均以維護同鄉利益、發揮同鄉互助精神爲目標,不過兩組織在成立期間常傳出恐嚇、毆打、炸彈案等事情。雖然福建人口大約有七萬,但其凝聚力強,在澳門社會上的影響力已告明顯。(19)
  以上就是根據吳國昌對澳門社會力量的分析,作了一個介紹,以下試以圖表簡述之:(見表1)


D系統與民主化


  根據吳國昌對澳門社會力量的分析,D系統乃屬於中產階級的參政力量,他們的參政目標以改善民生、實現民主爲最高理想。其實,D系統內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派系:民生派、及民主派;前者的代表人物計有何思謙、梁金泉、甘永莊等,後者的代表人物計有吳国昌、區錦新、陸偉聰等。由於對於D系統與民主化關係的研究尚未展開,加上此系统是個嶄新崛起的社會力量,關於它们的資料十分有限,以下衹從它们近年所出版的刊物及資料來了解它们在推動民主化的情况,以及注意他们在九十年代的参選表現。D系统內的民主派尤着重民主的推動與實踐,因此以下討論多集中於此派。
  首先,民主派內的一個十分積極參政的團體——澳門民主發展聨委會,在中国八九民運期間籌會,於1989年6月成立,以“回應中国民主運動、推動本地民主發展”作爲其立會宗旨。該會的活動範圍包括:一、關注本地民主事務,如:反貪污、反浪費、反通脹、反對炒賣經濟房屋、力促保障小業主、力促普及免費敎育、要求重整敎育行政及增民主等;二、關注本地政制人權、如:鼓勵公民參政、力爭民主政制、捍衛基本自由、強調依法行使權利、支持一国兩制、力爭貫徹澳人民主治澳及行政立法平等制衡等;三、關注家国事、天下事、如:六四追悼會、六四反思會、力促八九民運平反、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六四紀念燭光集會、支持中国開放改革、討論東歐民主發展及蘇聯解體等。澳門民主發展聨委會又經常主辦研討會、座談會、展覽等去宣傳及鼓勵參政,並於1991年1月起出版資訊傳眞月刊。該會的最活躍份子以吳國昌、區錦新、及湯家耀等人爲主。
  此外,另一民主派內積極參政的團體——新澳門學社,也於1991年12月起籌組,1992年7月正式成立,以“立足於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狀况,推動本地區現代化發展”爲宗旨。該會較重視以專業知識去研究澳門社會上的各個方面,並監督政府履行其社會政策,新澳門學社還劃分了十一項社會政策,均由十一個專責小組来分析與研究,包括:政制人權政策、經濟發展政策、公共財政政策、敎育文化政策、社會福利政策、土地房屋政策、基建運輸政策、勞工婦女政策、衛生環保政策、公共行政政策、及消費權益保障政策。他們亦時有舉辦討論社會政策的研討會及其他活動,該會的代表人物以吳國昌、陸偉聰、黎義明等爲主。
  新澳門學社的路線比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的較具專業性與學術性,足可以代表澳門維護中產階級及實現中產階級理想的參政力量;後者多着重社會行動與社會運動,比較以頗激進的姿態出現,代表以群眾爲目標的參政力量。最值得留意的是吳國昌身兼兩個團體的最高負責人,而其餘很多主要成員也是同一批人物,可见這兩個團體有如一元的兩個,它們兩者在不同的場合與處境中,則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以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與理想爲依據,並發動各階層的群眾參政,實現其民主的目的。以下且看民主派的參選情况。
  其實,早在1984年第三屆立法會直選選舉中,民生派人士已率先籌備參選,角逐立法會直選議席,並且成功地當選,成爲D系統代表首次進入立法會的歷史,打破C系統雄踞立法會的形勢。之後,民生派繼續在1988年第四屆立法會直選取得議席。而在1991年第四屆立法會中期增選直選之中,民主派也有代表角逐議席,它是與民生派人士一起合組競選,可是沒有成功。其後,民主派人士捲土重來,希望可在1992年第五屆立法會直選中,收復失地、取得議席;但是,在這次選舉當中,民主派與民生派代表分別組團體參選,並沒有像在第四屆立法會中期增選時的合組競選。雖然兩派代表分別當選進入立法會,但民主派代表不僅是首次當選,而且所取得票數爲3,412,比民生派的1,965票多出1,447票。(20)
  民主派由第四屆立法會中期增選的落敗到第五屆立法會直選的勝出,前後相隔18個月的時間,除了很多客觀因素外,民主派本身形像的改變可能亦有關係。特別是以往的行動取鲵形像可能較激進,不爲大眾接受;但在第五屆立法會直選之前,民主派的新澳門學社剛成立,以專業學術形象示眾,可能較爲大眾接受。
  民主派趁着其勝勢,繼續向1993年第二屆市政議會直選進軍,結果它們也取得一個議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屆市政議會直選之中,民生派曾取得一個議席,但在第二屆中,則名落孫山。在九十年代開始,民主派已構成一股頗爲龐大的政治力量,透過直選分別進入了立法會及市政議會,打破了A及C系統的政壇壟斷局面,加上民主派所標榜的土生土長、華裔、年輕、中產階級背景、及主張民主的理想,逐漸較民生派受大眾歡迎,在近兩次選舉中已證明了。
  雖然以上關於D系統內民主派的參政情况,不一定可以解釋到澳門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但從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背景社會力量的出現,它的民主理想、積極參政的表現,或多或少地能嗅到澳門中產階級參政的開始及成就。縱使澳門中產階級的參政歷史不長,但這個開始及成就可以作爲窺探一點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

結言


  若要嚴格地去界定澳門中產階級,由於資料數據不足,確實是件十分困難的事,衹可以從一些社會人士自稱是專業人士、或以中產階級自居,來設定他們爲中產階級。尤其是近年來,有些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華裔年輕中產階級,組成一些論政及參政的社會力量,自稱是代表着澳門的新興民主民生派,主動在澳門的過渡期內爲澳門人改善民生、爭取多些民主、實現澳人治澳的目標,這不可不加注意。
  雖然八十年代開始才是澳門新興民主民生派的萌芽階段,但短短幾年間,他們在參政上的活躍表現,引起了眾多澳門居民與傳統的注視。八十年代的新興民主民生派人士較着重民生多於民主方面的改善,他們的誕生改變了長期以來由A及C系統盤踞政壇的局面。屬於D系統的民生派代表開始從直選成功地踏進立法會。之後,在八十年代末期,中國國情有變,八九民運的產生助長了C系統內民主派人士的力量,他們以關心中國國情的民族路線姿態出現,積極動員澳門群眾響應及參予,奠定了他們的社會基礎;不過,在1991年的立法會增選中,這派代表未能成功地踏進立法會。隨後,民主派又以較高姿態的專業與學術形像出現,爭取選票晉身立法會,結果在1992年的直選中成功了。
  這可說是澳門土生土長華裔年輕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爭取權力的成功個案,不管他們的參政目的爲何,都可以反映澳門中產階級在推動澳門民主化的表現。事實上,有關澳門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資料極之有限,本文多集中近期D系統內民主派發展的討論,未免流於片面,期望日後有更多澳門社會階層與民主化過程之研究,以彌補這方面的空白。
  (本文曾發表於陳欣欣《澳門發展現況》,香港:廣角鏡,1993,頁79-90。)

  註釋:
  ①張華葆,社會階層。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頁8。
  ②同上,頁8-9。
  ③同上,頁2。
  ④同上,頁24-25。
  ⑤同上,頁29。
  ⑥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上海譯文,1989年,頁169-170。
  ⑦葉明德,“香港之民主化,”問題與研究。第31卷,第6期,1992年6月,頁1。
  ⑧同上。
  ⑨同上,頁1-2。
  ⑩同上,頁2。
  (11)同上頁3-4。
  (12)吳國昌,“澳門社會力量簡列(上),”資訊傳眞。第2期,1991年2月,頁4-5;吳國昌,“澳門社會力量簡列(下),”資訊傳眞。第3期,1991年3月,頁4-5。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同上。
  (20)新澳門。創刊號,1993年3月,第3張、第2 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