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
 

澳門·香港·台灣·大陸四個華人社會發展概論

陳欣欣

引言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關“發展”的研究成爲了學術界的焦點;尤其是亞洲地區的發展,不斷地創造了數個奇蹟,令國際的學術視野從西東遷。戰後至今衹經歷了五十多個年頭,但亞洲社會的發展卻過渡了“四波發展大轉型”。(蕭,1997:1)第一波指六十年代的日本現代化發展;第二波是七十年代末期後所發展出來“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奇蹟;第三波始於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國沿海及東南亞地區所表現出來的發展潛力;第四波乃九十年代跨國、跨區域的成長圈(成長三角)之湧現。(同上:1)
  本是一脈相連的澳門、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受了種種原因,以至四地自明、淸年間便開始分隔,繼而產生了各自不同的發展模式,並表現出不同發展程度上的成效;今天四地都是亞洲社會中的主要區域,先後在亞洲四波發展大轉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此,對澳門、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四地的發展作比較研究別具意義。
  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假設全球每個地區,包括資本主義及非資本主義(如社會主義)地區,都是處於同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因爲除非非資本主義地區不與資本主義地區進行國際市場中的交易;否則,非資本主義地區亦是與資本主義地區一樣,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而發展。而發展的目的在於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進行工業化及都市化、甚至後工業化等過程。
  然而,世界體系內有些地區的發展成效較卓越、有些則較遲緩,導致在世界體系中的市場交易出現不平等的情況;因此,不同的發展程度可反映於世界體系中所獲取的不同位置:核心(core)、半邊陲(semi-periphery)、及邊陲(periphery)。半邊陲地區之存在,可使核心地區與邊陲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交易嚴重程度減低,同時也可提供一個發展機會給邊陲地區去轉型爲半邊陲位置,而半邊陲地區也可有機會轉型爲核心位置。(陳,1993:910)因此,所有在世界體系內的地區都會因應它們發展程度的不同,在體系內進行上下流動(mobility),並獲取不同的位置。
  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採用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來比較澳門、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四地的發展歷程,如何在世界體系中流動爭取今大所獲的位置;不過同時亦試圖對此理論觀點作出反思。

澳門發展階段


  相對於香港及台灣而言,澳門有一段較悠久的發展歷史,它也是一個最早脫離中國內地、交由別國管治的地區。自開埠至今澳門已經歷了四、五百年的光景,但可惜的是一直並不得到國際學術界對澳門研究的重視,即使在澳門本區也找不到大多關於澳門發展的嚴謹研究;以下試從筆者以往對澳門社會所作的分析,來談論它的發展歷程。澳門的發展階段大致上可分爲三個不同時期:(1)傳統時期、(2)小規模轉型時期、以及(3)大規模轉型時期。(陳,1992:4-5;陳,1993:1-18;陳,1997:231-241)
  
  傳统時期(1557-1840年)
  由澳門開埠(1557年)至淸中葉鴉片戰爭爆發(1840年)之間,可以說是一個較低度發展的時期。當時澳門是個漁業社會(是農業社會的一個分支),居民生活簡樸,與中國內地的華人社區生活模式大致相同。除漁業生產外,澳門還發展一些以轉口生意爲主的商業貿易活動,逐漸澳門的轉口航運業發展非常蓬勃,其地位可執世界之牛耳,澳門隨之而成爲了一個中西文化的交匯地。這情況可以用來反駁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觀點,認爲殖民地(或類似殖民地)是永遠被殖民地主牽着走,不能有超卓的發展成就。
  雖然澳門在當時已是個國際性商港,不過長期以來漁村社區是澳門華人的天下,他們甚少與外界溝通,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直接與外界接觸的,是澳門的葡人、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及少部份的華裔商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本來就是外國文化的一部份,爲了與外商貿易,沒有必要抗拒外來的文化;因此,澳門的商人與官員社區,正好代表一種華洋雜處、互相融匯的生活世界。
  這個時期的澳門基本上是個二元社會,一元是和諧簡樸的華人漁村,另一元是商貿活躍的官商社區(大部份是非華人)。雖然活在此二元的人士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價值取鲵;但彼此甚少過問對方生活世界的事情。然而在某程度上,此二元社會之和諧性乃建基於權力關係之上,即官商社區對漁村社區的控制;不過其二元分界並未造成對立,衹是一種二元並存、互不聞問的境況。
  若套用世界體系理論觀點之分析,澳門的發展開始時好像已攀爬至一個非邊陲位置,在同時期的發展中,比香港、台灣、及大陸內地較有成效;但是否所有澳門居民都能分享此階段的成效?答案恐怕衹是佔人口比例中少數的官商社區才可享受當時發展的成效;如此情況又似乎符合了依賴理論的解釋。
  
  小規模轉型時期(鴉片戰爭以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淸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割讓香港給英國,自始這些地區的發展,直接影響了澳門的商港地位;故此,澳門必須另覓發展的方法才可生存下去,因此它開展了炮竹、火柴、神香等小手工業,並大肆經營其博彩、娼妓、及鴉片等“偏門”服務性行業。
  雖然澳門社會經歷了一個轉型,但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方面,而其他的社會制度則並無太顯著的改變,依然保留傳統時期二元結構的特色。華人漁村社區沒有因經濟的轉型而改變其生活方式;雖然在官商社區當中,很多人已轉向生產小手工業的商品,及從事以上服務性行業的經營,但官商社區(或官工商社區)對低下階層華人社區的控制,與以往沒有太大的分別。
  此一時期澳門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種在世界體系內的適應方式,主要是爲了保持它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可能是一個非邊陲而又較優秀的位置;若然澳門當時不進行經濟轉型,它可能會改變成爲處於邊陲的位置。雖然澳門可以保存它在國際經濟上的位置,但社會內部的二元分立關係卻沒有改變,華人社區依然要依附於官工商社區而生存,地區內的不平等情況仍然存在。

  大規模轉型時期(1970年代至1990年代)
  由於國際性的經濟發展,大部份的發展中地區都開展了它們的工業化歷程,澳門也受了這股大氣候所影響,加上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的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大量人口從內地遷移至澳門,成爲澳門工業發展的人力資源;於是澳門出現了全面性的工業化及都市化的大规模發展。在此期間澳門不單衹經濟成長迅速,一般居民的生活質素也提高了,交通、住房、醫療、敎育、及其他社會福利等服務的改善,於是澳門整體社會的大規模轉變就從此時開始,邁向了它的現代化進程。
  自七、八十年代起,澳門昔日華人社區中的漁村生活已告式微,漁民紛紛“上岸”轉業,從水上移徙到陸上去;此外,從前的小手工業生產也告沒落,大型工廠林立於新興地區,當時以製造業爲主,加上建築業與博彩旅遊業的發展,這三大行業成爲了澳門經濟的支柱。然而,在澳門的工業化過程中,人際關係也從傳統的初級型態改變爲次級的型態,理性與非人化的交往趨於普遍,社會秩序建基於法約之上。而以往二元的社會結構已被打破,華人社區與官工商社區的互動不斷增加,隨着華人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其他圈子的活躍,縮短了二元關係中的距離,逐漸將華人社區與官工商社區之間所存在的不平等情況減少,因此澳門開展了它多元結構的發展。
  此發展時期的澳門,明顯地與其他發展中的地區相似,如香港、台灣、大陸內地等,不斷努力爭取發展的機會,在世界體系中確保它的半邊陲位置。假若澳門沒有進行大规模的轉型去適應世界體系中的發展競爭,恐怕便要向下流動到邊陲的位置,受到核心地區的剝削。不過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澳門的經濟增長放緩、靑少年問題嚴重、治安每況愈下,這對先前的發展構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可以動搖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

香港發展階段


  香港開埠時間比澳門短,它的開埠史大概是始於澳門的小規模轉型時期,至今衹有大約個半世紀的光景,但它發展的成效卻爲世人所共仰。有別於澳門,有關香港發展的研究多不勝數,以下試借用一些研究香港發展的學者之觀點,來描述它的發展階段。
  
  鴉片戰爭之後至二次大戰之前的早期殖民地時期(18421940年)
  由於在鴉片戰役中中国戰敗,與英國先後簽訂多條條約,割讓香港島及租借九龍半島和新界予英國;從此便展開了香港的發展史。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時,它衹是個小漁港,但英國刻意經營它作爲與中國及東南亞維持轉口貿易的基地,使香港在國際經濟地位上已攀上了一個非邊陲的位置。不過,當時香港的發展完全操縱在英國官商階層手上,是一種典型殖民地的從屬依賴關係;這時香港的情況與傳統時期的澳門非常相似。
  然而,英國人管冶香港比葡國人管冶澳門較有長遠計劃,他們不單衹銳意發展香港成爲與中國及東南亞維持轉口貿易的基地,還努力營造香港的商業及金融制度架構,其他的基本建設因而發展了。(蘇.趙,1997:209)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香港在二次大戰之前已建立了成熟的商業及金融制度,並且因應華南地區及東南亞地區的市場所需,香港開始了它的製造業,將製成品輸往以上市場去,奠定了香港在世界體系中超越邊陲的地位;但另方面卻沒有改變香港對英國殖民地主的從屬依賴關係。

  二次大戰之後至八十年代之前(1945-1978年)
  在二次大戰期間,雖然香港一度淪陷,受日軍統治達三年零八個月之久;但抗戰勝利後,英國人再度接管香港,隨即又把它的轉口貿易事業復蘇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少中國內地難民因爲政治及經濟理由逃到香港去,增加不少香港的人口壓力;加上五十年代早期韓戰的爆發,國際對中國的禁運,嚴重打擊着香港的轉口貿易經濟。爲了生存,香港不得不開展它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同上:210)才可確保它在世界體系的位置。
  五、六十年代逃往香港的中國難民,對香港的發展亦有正面的貢獻,他們成爲了香港工業化的重要資源,有部份難民帶來了資金和技術、有部份則爲工業化運動提供廉價勞動力;而當時中國正被國際資本主義世界所排斥,它必須將香港所需的工業生產原料輸往香港以賺取外匯,同時亦需透過香港去購買中國所需的外國貨品。(同上:210)因此,在種種有利的條件下,香港開始了它的工業革命。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發展迅速,成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領導,它所主張的自由貿易政策,給予了發展中地區不少機會,香港工業發展的成功亦可歸功於它,這使香港在世界體系中較牢固地處於半邊陲的位置。雖然七十年代出現石油危機、世界經濟整體滑落、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等不利香港發展的因素;但日本在東亞的崛起,卻爲香港提供了一條出路,(同上:211)在互利互賴的經濟合作關係上,日本爲香港的發展提供了資本和技術,香港則在生產線上爲日本提供廉價勞工,因而造就出另一種發展的契機,使香港保住了它的半邊陲位置。
  至於人際社區關係方面,由於六、七十年代之時英國人仍然用較傳統的方法去管治香港,類似於昔日澳門的二元結構社區關係在此時都可找到;一般華人沒有太多參予政治的機會,他們便專注於經濟方面的發展,爲了增加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及保障自身的利益,從家族的團結而發展出的“功利性家庭主義”(utilitarianfamilism)推動了不少那時期香港的發展。(同上:214)

  八十年代經濟奇蹟時期至九十年代回歸之前(1980-1997年)
  七、八十年代,相對於歐美社會,香港經濟急速增長,與台灣、南韓、及新加坡一同創出經濟奇蹟,被譽爲“亞洲四小龍”。與此同時,在七十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當然要爲它扮演一個通往國際資本主義世界的橋樑角色,香港再次成爲與中國內地和東亞地區的轉口貿易和轉運中心,以及扮演一個服務性的金融中心角色。(同上:219)到了八十年代,跨國銀行、外匯交易商行、證券公司、以及其他的財務機構等金融服務機構,都紛紛匯集於香港,因此香港便成了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同上:219)它在亞洲的政經地位亦日顯重要;香港是否在世界體系內衹攀着半邊陲的位置?抑或已有點超越?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整體社會的改變,政治上的民主化發展、社會福利及保障的增加,中產階級的膨脹等現象,都把香港帶上現代社會的模式當中,社會上各階層的關係也漸趨平等。香港經濟發展踏入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略有放緩的跡象,面對回歸的問題,不少專業中產階級及企業家都舉家移居海外,帶走了技術和資金;但另方面又有不少香港企業家在大陸投資設廠,並爲中國的發展打進國際資本主義市場中去,他們都與大陸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相依關係。然而,香港和大陸內地的關係若繼續發展下去,世界體系理論恐怕要對“一國兩制”中的社會主義地區與資本主義地區的合作發展,而出現在世界體系中的攀爬,要重新作出詮釋。

台灣發展階段


  台灣社會其實與澳門及香港一樣,經歷過一段被外國人的殖民統治;但相對於澳門及香港而言,台灣的殖民時代衹有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之後便由華人接手管治。根據台灣學者的分析,台灣由殖民時代發展至今,經歷了四個主要時期:(1)日本殖民地時期、(2)戰後初期、(3)進口替代時期、以及(4)出口導向時期。(張.蕭,1997:58)台灣的發展成效更使島內外學者非常關注,做了極多的研究。

  日本殖民地時期(1895-1945年)
  自從淸政府甲午戰敗之後,1895年割讓了台灣島給日本,“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是台灣殖民時代的發展政策。當時工業化及都市化尚未在台灣興起,台灣主要是生產農業產品輸往日本,成爲日本的糧食補給地;而日本則發展它的工業,並將其工業製成品輸往台灣,形成了台灣對日本工業製成品的長期依賴,扮演着整個區域中的經濟邊陲角色,充份表現出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明顯地反映出一種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同上:58-59)另方面,因爲日本要發展台灣的農業,很多島內的基本水利農田工程都隨之而興建了,這則有利於台灣日後的發展。
  由於日本要將台灣發展成爲一農業産地,故當時台灣的社會關係仍是以傳統農村模式爲主,基本上與傳統時期的澳門、及早期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大致相同。而台灣的二元社會結構中,一元當然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華人農民,另一元卻是擁有無上權威的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同上:59-60)

  二次大戰後初期(1945-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
  二次大戰中日本戰敗,1945年結束了日本管治台灣的殖民地歷史階段;換言之,台灣可以脫離對日本的依賴。不過,台灣的發展並未有因此而馬上蓬勃起來。二次大戰之後中國發生了國共內戰,國民黨失利自1949年起退守台灣,從此時開始才關注到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計劃經營台灣的政策。
  國民黨政府從1949年開始推行至1953年完成的土地改革,在台灣發展史上極具意義。土地改革終止了日據時代地主階級和佃農階級所構成的農業社會結構,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因而製造了大量小自耕農,基本上達到分配平均的經濟理想,鞏固了鄉村社會的穩定性。(同上:60)更重要的是舊有農村地主階級因喪失了在鄉村的勢力,減低了他們對農村土地發展及再投資的興趣,他們的資金正好爲日後台灣資本主義工業化運動作出貢獻。(同上:60)
  隨着昔日殖民地主的撤離、及農村地主階級的瓦解,土地改革創造了一個以農爲主、且資產分配較均等的社會經濟結構,殖民地時代的二元社會結構亦因而改變了;當時台灣社會中普遍崇尚是“社會公平”的原則,“均富”槪念的精神亦廣泛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實証了公平分配的理念,也促使今後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之順利、不致走向階級兩極化之趨勢。這也許是台灣發展不同於澳門及香港地區,因爲它較重視“成長中兼顧分配”的理想。(同上:61)

  進口替代時期(1953-1964年)
  自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後的十年時間,由於美蘇的對峙,台灣便成爲美國一個十分重要政治地位的地方,所以美援因此而注入了台灣。美援的支持及土地改革所釋放出來的農村生產力,促進了台灣的農業經濟發展;在農業生產的盈餘上,台灣政府鼓勵出口農業產品及農業加工產品,以換取日後工業化發展的資金及生產設備。當時,政府一方面透過財稅及金融政策保護新興的工業;另方面則設立國營企業直接介入某些工業項目的發展。(同上:61)
  雖然,在某程度上依靠美援來發展,使台灣在世界體系中處於頗爲邊陲的位置;但台灣自身的發展策略也使自己在邊陲位置中力爭上游。由於五十年代後期美國國內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必須逐漸將美援撤出台灣,並影響今後台灣以國際市場導向的出口工業發展策略。
  從六十年代中期起,美援已完全撤出台灣,同時亦結束了以農業經濟爲基礎的進口替代時期,台灣開始轉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並向世界體系梯階中攀爬。而在社會結構中雖然官商勢力頗爲強大,但因爲台灣社會中所堅持的公平及均富原則,社會也趨平民化的發展。
  
  出口導向時期(1964年以後)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的進口大於出口,但到了1964年,不單衹出口超過了進口,工業也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略超農業,標緻着台灣已踏進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期。(同上:63)當時適逢國際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歲月,特別有利於台灣的工業發展,使它有機會脫離在世界體系內的邊陲位置。
  自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工業發展非常順利,直至八十年代,每年的出口都有增長;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創下了奇蹟,因而與香港、新加坡、及南韓一起被譽爲“亞洲四小龍”,攀上及穩定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由出口部門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影響着台灣在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至都市結構等方面的社會變化。(同上:63)
  都市化的進程,令台灣社會從農村生活方式而轉向城市生活方式,人際關係當然因此而趨薄弱及疏離;不過,在另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政治民主化的趨勢、中產階級的壯大、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興起等現象都反映出台灣社會邁向更開放、更多元化的發展。

大陸發展階段


  大陸內地的發展有別於其他三個地區:澳門、香港、及台灣,若要追溯它的發展史起源,可從明、淸時代、或之前說起,是一個非常長遠的發展過程;但那時的中國大陸包含了以上三個地區,爲了分析比較的方便,大陸的發展衹從新中國(1949年)建立後說起。有關大陸發展的研究極多,但又有很多不同觀點的意見,爲免太主觀,故以下討論則較着重它發展過程中的特點。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內地採用社會主義方式去發展,而其餘三地均實行資本主義模式;此外,三地曾先後交由外國人作殖民地管治,而其結果是三地比大陸內地更早攀上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而大陸卻在八、九十年代才被國際承認它的經濟地位。當然,這不能說明是那套方式發展較優勝,或殖民地有利於地區的發展;但可以比較的應是策略問題。

  新中國建立初期至第一個五年計劃(1949-1957年)
  新中國建立初時,有三項重要工作必須率先進行作爲發展的基礎:包括(1)沒收官僚資本,將以往由少數官僚所控制的大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變成國營;(2)進行土地改革,把昔日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徹底廢除,令所有農民分得了土地;以及(3)實施財政統一,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調動、現金管理等交由中央統一處理。(王,1994:57)
  到了1953年,中央政府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的重點在於大力推行工業建設,例如飛機製造、汽車製造、拖拉機製造、發電設備、冶金設備、採礦設備、重型和精密儀器設備等,其他計劃則包括重工業、農業水利、手工業、基礎建設等發展,以及對舊有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在中國建立了以“公有制經濟佔主導、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上:57)
  新中國的出現,其首要任務當然就是改革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階級關係,使生產力得以釋放;由建國初期至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期間,昔日的平民階級得以抬頭,扭轉了數千年來的階級結構關系,農村的情況尤其明顯。

  第二個五年計劃至文化大革命之前(1958-1965年)
  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第二個五年計劃在1958年施行,其重點仍是放於重工業的發展和技術的改善方面;同時亦鞏固和擴大全民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由於中央過份要求成效,大搞工業大躍進及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但這是脫離了國家的實際情況、及違反了生產力發展的原則。更不幸的是在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遇上天災糧荒,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一度受挫,後於1961年再對經濟進行調整才有改善。(同上:58)
  到了1965年,大陸在各主要方面的生產都有增長,連原子彈也首次在內地試驗成功,爲日後發展的道路上奠下了深厚的基礎。(同上:58)此外,透過人民公社化運動,頗爲徹底地將舊有農村私有制度瓦解,形式上達到平分財富的狀況。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三及第四個五年計劃(1966-1976年)
  第三個五年計劃於1965年頒佈,主要內容是由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發展,包括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上的現代化。但可惜的是踫上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爆發了,全國上下不是整天去批鬥他人,便是整天被他人所批鬥,經濟生產及社會秩序嚴重受到破壊,使第三個五年計劃未能如期實行。不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又並非所有經濟部門都停滯倒退,有些還有改善。(陳,1996:47)
  踏進了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有遞減的跡像;於是中央在1970年實施第四個五年計劃,希望可以盡快加速中國的經濟發展,訂立了很多不切實際的生產數量規定,此外,還把發展重點放於地方上的“五小”工業上,分散了資金的運用,造成了浪費。另方面,第四個五年計劃又把發展重點放於國防方面,忽略了地方基礎建設發展的需要,同樣也是錯誤地將資源調配。(同上:47)
  1966至1976年的十年期間,除了文化大革命對國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外,國家的決策先後亦曾受到林彪集團及江靑等人的“四人幫”所動搖,對大陸的發展策略造成了破壊,更曾經一度令中國的社會發展陷於僵局。
  
  改革開放時期(1978年至今)
  自從1976年“四人幫”下台後,正式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時代;1978年底中央明確宣佈發展“四個現代化”爲目標,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王,1994:59)
  首先,將農村里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推行承包制,改變了以往的集體制度內“政社合一”的關係。雖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央都是堅持國營經濟佔主導地位,支持發展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但在1984年底開始,改變農産品的統購、派購制度爲合同收購制度,此外還擴大企業自主權,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企業經營體制,包括:租賃制、股份制、經營承包責任制。而對外方面則施行開放政策,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地區等來吸引外資,搞中外合作經濟發展事業。(陳,1996:52-55)
  實施了接近二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發展頗有成效,人民生活質素普遍提高了,証明了市場經濟並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社會主義社會也可搞市場經濟,並且可以搞得出色,中國因此而擠上國際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市場競爭當中,並能攀上一個半邊陲的席位。另方面,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階級和階層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把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在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他們卻變成了被僱用者;這衍生了一個矛盾。(黎,1997:207)

討論


  澳門、香港、台灣、及大陸四地的發展階段,已於上述篇幅談論過;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分析,四地已加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梯階中攀爬,目前它們已達半邊陲的位置;當然期望有日可攀至核心地位的高峰。究竟四地如何攀到半邊陲的位置?以下是對應這問題的分析討論,主要集中於幾套意識形態對地區發展的影響之反思:(1)殖民地主義;(2)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3)世界體系理論。

  殖民地主義
  澳門、香港、台灣、及大陸四地本是出於同一文化淵源,但前三地先後成爲外國人的殖民地、被外國人所統治,在早期的殖民地時期,它們的發展都是依賴殖民地主的意向,以台灣的情況尤甚。台灣被刻意發展爲農業產品供應地,廉價爲殖民地主供應農業產品,而台灣又必須依賴殖民地主提供工業產品給它;因而發展出一種極不平等的交易關係,令它處於一個邊陲的位置,日後缺乏條件與其他發展中的地區競爭。
  而澳門及香港卻不盡相同,因爲這兩地根本上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又不能供應任何產品給殖民地主,唯一有利之處就是它們的港口,這是殖民地主利用與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地區作貿易轉口之據點。換言之,澳門及香港的居民根本上不需要依賴殖民地主爲他們供應甚麼工業產品,大部份居民都是漁民,他們在早期的殖民地時代與殖民地主沒有甚麼交往,仍然在漁村中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經濟上沒有存在明顯的剝削。然而,貿易轉口港的角色卻使澳門及香港擠上國際經濟體系中頗爲重要的位置,有利於兩地日後的發展。
  以上三地發展所受殖民地主義的影響各異,故不能簡單地槪言殖民地主義一定對地區發展有負面的影響。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簡單來說澳門、香港、及台灣三地都是採取資本主義模式去發展,一開始便重視市場經濟,較少以計劃的方式去處理生產的事情,主要是按市場的需求而進行生產;其中可能台灣相對於澳門及香港兩地,有較多中央介入生產的事情,但主要作用乃在於輔助經濟發展。而大陸則採納社會主義模式,特別在早期的發展時代,所有的經濟生產全交由中央去計劃,於是發生了很多生產過剩或不足的問題,因爲沒有考慮或不淸楚實際的需求。
  中國內地經濟體制改革之前(大約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及台灣兩地的發展突飛,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上創造了奇蹟,在七、八十年代期間更被譽爲“亞洲四小龍”之二。中國大陸在實施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對市場經濟尤加重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因而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雖然澳門的發展成效較香港及台灣爲晚,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亦有不弱的表現,也曾被譽爲亞洲的“第五條小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發展的步伐,可以說是與中國內地同步,其成效受了中國內地因素的影響。因此,這並不是因爲澳門採用那一套意識形態去發展,長久以來澳門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但假若發展的動力及先決條件不足,如資金、技術、勞動力、策略等各未齊備,想要起飛也不易。澳門在七、八十年代能夠開始急速發展,除了本身企望發展的動機外,多少也受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所使然,它才可分享到發展的成效。
  從四地發展的經驗看來,不管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衹要是重視市場經濟的,加上適當的發展條件及動機,發展的成效應該是指日可待。

  世界體系理論
  世界體系埋論着重研究發展中地區,何以從世界體系中的邊陲位置攀上半邊陲位置,而在半邊陲位置的地區又怎樣攀上核心位置;但它卻沒有關注到保持半邊陲位置的條件。從以上分析比較四地發展的概況看來,如何保持半邊陲位置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
  隨着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一國兩制已經開始施行,1999年12月20日便是澳門的回歸,也是實行一國兩制,中國大一統的理想快將實現。而當數個地區合併來發展的情況出現了,那時世界體系理論又可以如何界定這些地區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此外,單以核心、半邊陲、及邊陲三種位置,來劃分全球所有地區的發展程度,是否一種恰當的詮釋?一般現代社會都有中產階級膨脹的情形出現,這是社會發展所使然;而世界體系中的情況又是否一樣,處於半邊陲位置的地區越來越多?那時世界體系理論的解釋似是徒然?

結語


  至今,澳門、香港、台灣、及大陸四地在發展的歷程中,都先後攀上了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並在亞洲社會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比較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有三個較重要的發現:(1)殖民地主義並不一定對地區發展構成阻力;(2)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也不一定可以決定地區發展的成敗,最重要還是發展的條件及動力;以及(3)世界體系理論有重新修訂的必要。以上三個僅是初步的發現,日後必須作更深入及詳盡的研究去証實。
  (本文部份內容曾發表於《比較法研究——澳門研究專號》,1999年第1期,總第49期,頁104-109。)

  參考文獻
  1.蕭新煌《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7。
  2.蕭新煌(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産階級》台北:巨流,1989。
  3.蕭新煌<台灣社會的發展經驗:從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於邢同強(編)《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8。
  4.張景旭·蕭新煌<台灣發展與現代化的宏觀社會學論述>於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1997,頁57-89。
  5.蘇耀昌·趙永佳<區域性動力與香港的發展模式>於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1997,頁203-229。
  6.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1997。
  7.廖光生(編)《兩岸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互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1。
  8.陳仁鳳(編)《認識中國——政治經濟篇》香港:香港敎育圖書,1996。
  9.王順洪(編著)《中國概況》北京:北京大學,1994。
  10.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胡繩的十篇論文》香港:三聯,1997。
  11.曹玉文《社會發展理論》台北:揚智文化,1996。
  12.黃光國《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1988。
  13.席汝楫《台灣的社會發展》台北:東大,1989。
  14.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1993。
  15.隋廣軍等(編著)《澳門觀察與展望——澳門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探索》廣州:暨南大學,1996。
  16.陳欣欣<轉型期的澳門社會>於陳欣欣《澳門社會初探》香港:萬事威,1992,頁4-35。
  17.陳欣欣《澳門社會初探》香港:萬事威,1992。
  18.陳欣欣<澳門社會的轉型>於陳欣欣《澳門發展現況》香港:廣角鏡,1993,頁1-18。
  19.陳欣欣<回歸前澳門社會的變遷>於陳欣欣(編著)《兩岸四地: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四個華人社會的發展》香港:廣角鏡,1997,頁231-241。
  20.陳欣欣<台灣社會發展的特殊因素>於陳欣欣(編著)《兩岸四地: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四個華人社會的發展》香港:廣角鏡,1997,頁209-216。
  21.黎熙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階級與階層結構幾個變化>於陳欣欣(編著)《兩岸四地: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四個華人社會的發展》香港:廣角鏡,1997,頁199-208。
  22.陳欣欣(編著)《兩岸四地: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四個華人社會的發展》香港:廣角鏡,1997。
  23.Berger,Peter L.&H.H.Michael Hsiao(eds).In Search of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8.
  24.Harper,Charles L.Exploring Social Change EnglewoodCliffs:Prentice Hall,1993.
  25.Hulme,David&Mark M.Turner.Sociology andDevelopment:Theories,Policies and Practices.New York:St.Martin's,1990.
  26.So,Alvin Y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Modernization,Dependency,and World System Theory.Newbury Park:Sage,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