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

張志和

  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參加由東亞大學中文學會發起主辦的這次“澳門文學座談會”,雖然由於工作繁忙,分身乏術,四天的會議,我只出席了兩塲,但是,感謝中文學會的朋友,破例借給了我前二天各位講者的講稿,感謝《澳門日報》的朋友,送給了我所有刋於《澳門日報》的有關本次座談會的報道,讓我得以“惡補”。昨天,我看了整晚,想了整晚,覺得澳門、廣州和香港朋友、前輩的發言,使我獲益匪淺,而內心裏也有許多話想說,不惴簡陋,這就說出來求敎諸位指正。
  首先,我想說,我非常欣賞澳門朋友的自信心,這次座談會名稱前面安的“澳門文學”四字,我把它理解爲專有名詞。顯然,此間朋友也非常肯定地說:澳門是有自己的文學的。我所以注目於茲,因爲香港甚至內地的同道在談論“香港到底有沒有文學”時曾怩不安。起初有些人不好意思直稱“香港文學”,偏要在中間嵌上一個“的”字,那彷彿暗示了某種疑慮,硏究漢語語法的人必明白,嵌進“的”字,“香港文學”的獨立形象不免受損;澳門沒有這樣的怩,至少,在我眼中沒有這樣的怩,我對此頗感意外,因這意外,我受到特别的感動。
  澳門的確是有文學的。李超德博士在他的講演裏,歸納的雖是舊體文學的特點,但諸如“所詠皆爲內地之不易見者”、“多入番語新詞”以及“因是文人避難之所,故多有傷時念亂之吟”這三點,我看也是澳門新文學不缺的特色。當然,由於時代的變遷,由於這變遷帶來了周遭環境的變化,澳門新文學也還應有其他特異之處。譬如說,澳門的環境不同於內地,也不同於香港,它受外國治理,然而如今與內地的關係比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密切;它也是華洋雜處之所,但是受西風影響的快速與直接又稍遜於香港;它雖然也有自己的工商業,然而經濟命脈可以說幾乎由賭業控制。比之香港,這個特點更爲突出,而比之歐美賭國、賭城,它那背景的獨特性尤爲引人注視,政治、經濟的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就是澳門的特殊性,而這特殊性,造就了澳門文化心理(包括價値觀念,取向,與母體文化親疏感的變化等等)的特殊性,反映在生活上,進而被化入以生活爲源泉的文藝創作中,就可能形成了我在上面所說的那類“特異之處”。澳門朋友中,我聽說已有人打算硏究澳門新文學的歷史,我建議在硏究的過程中,不要忘了好好找出那些“特異”性來,並用實例加以說明。
  澳門文學發展到今天,雖然歷史不短,然而中間因種種原因,式微了相當長的時間,所幸近年復興之象已見端倪,我們才有了今天這個空前之擧。說到復興之象,我個人印象猶深的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以後到現在的這段形勢。爲什麼不說得更早些呢?澳門朋友應該會說得更早些,然而我只好這樣說,理由是那一天,我有幸在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會議廳裏(那晚《澳門日報》主持了也是一個創擧的“港澳作家座談會”,在座有不少朋友我就是那時初識的),聽到“澳門仔”韓牧兄動人的發言:《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我個人認爲,這篇講話是近年關於“澳門文學”很重要的文字之一,自那晚以後,我這個非“澳門仔”對澳門文學才有了一點認識和注意。差不多兩年過去了,這期間,我因兼課的關係,先後來澳十餘次,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然而耳聞目睹了不少澳門文藝界的新氣象,例如:話劇活動的逐漸蓬勃(這次來,看到滿街是《編劇家妙計擒兇》上演的海報),文藝副刋的欣欣向榮,關心文藝的澳門文化學會和東亞大學中文學會的成立,尙不全面但不啻是一種有意義的啓步的《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的問世,還有東亞大學中文學會、《華僑報》等四單位隆而重之擧辦的“靑年文學獎”的發起,前所未見的鉛印《澳門文學》雜誌及中文學會組織、韓牧主持的“每月詩會”的醞釀,特别是這次由高等學府主辦、輿論翹楚協助(這種形式是相當理想的形式,人們眼中各方面比較發達的香港,目前還未見這樣的組合產生)的座談會的擧行等等,實在令人耳目一新。我深爲澳門的同行慶幸。可嘆的是我還了解得不充分,暫時就只能這樣定下我叙述“現狀”的時限,澳門的朋友對自己的情况瞭如指掌,想必能諒解我這外來客的孤陋寡聞,並把總結近年成績的時間上限再推行更前些。
  澳門文學有過領先於香港文學的過去(李德超博士的講演是一個證明),目前也有了直追香港,甚至在某些方面令香港羡慕的狀况,所以,我相信,它一定也會有美好的將來。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在此,先拋磚引玉地談談我對界定“澳門文學”的看法。
  界定這樣的槪念,我想應注意三大因素:第一,作者;第二,作品的寫作與發表情况;第三,作品的內容。項目和界定“香港文學”大致相同,但細節有異。
  我認爲,“澳門文學”的作者必須是澳門人或者是對“澳門文學”活動有眞誠的投入和一定的貢獻的人,他可以是長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學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學創作和活動的人。具體的例子不難擧出,前者像胡曉風、陶里、魯茂等,中者像東亞大學師生,後者像韓牧、謝雨凝等(兩位也算是“香港作家”,在硏究區域文學時,這樣的“兩棲作家”的確存在,這是一個極有趣的現象)。昨晚與韓牧作路上談,知道他很有意識地將寫澳門題材的得意之作優先寄回澳門發表,我說:“韓兄,您是自覺的詩人!”像這樣“自覺的”“澳門仔”,無疑應入“澳門文學”作者之列,而“澳門文學”欲走向繁榮,亦應多鼓勵所有澳門作家、詩人養成這種自覺的精神。這話在園地荒蕪的過去,也許不宜說,但今天,復興之態畢呈,我以爲說好過不說。
  而作品的寫作和發表當然以這兩者俱在本地爲最理想,但在一定情况下(例如作者是符合前述條件者),也不應排斥寫在本地,發在外地;寫在外地,發在本地;或者因特殊理由寫、發倶在外地的個案。把“網口”打開一些有好處。
  至於作品的內容,或者說,作品的主題、背景是否與澳門有關(直接也好,間接也好),我以爲不如作者和寫作、發表情况重要,因爲非澳門人可以寫澳門的故事(如郁達夫的短篇《過去》及有些香港作家以進葡京豪賭爲題材寫的作品),而澳門人也可以寫非澳門的故事(如陳萃文、鄧祖基的武俠小說,胡培周的科幻小說等等),在判定是否“澳門文學”這方面,作品內容的因素,顯示的力量較弱。
  好了,我們有了上述三點,界定時,就可以拿它們爲標尺;然而,如何衡量,還有個方法問題,我以爲最合理的方法是八個字:“綜合考慮,具體分析”。也就是說,考慮盡可能客觀全面,分析盡可能深入細致。每個因素裏的每一種情况,都有一定的“得分”,客觀全面,使該得分;深入細致,使得分的都的確得分,累積一分,累積分一出現,是否合格的“澳門文學”也就了然。這樣,我相信出現“遺珠”的可能性可以大大減縮,甚至消滅。
  假如諸位同意我的看法,那麼,我們進而可作界定“澳門文學”歷史分期的工作,可惜,這磚不是我可以輕拋的,還是留給熟悉歷史的朋友去拋吧。
  兩項“界定”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之後,我們就可以放手作韓牧兩年前呼籲着手的整理作品和史料的“大業”了。這項“大業”與其說爲了過去和現在,不如說爲了將來更爲恰切而重要,因爲將來的開展是需要“積累”和堅强的信心支持的,整理就是“積累”和信心持久的根據。
  但爲了將來,還有開闢園地和持續鼓勵的問題。園地看來正在解決,鼓勵也正在加强,只是有一項,我想强調,“澳門文學”若要健康成長壯大,則開展經常性的廣泛的、熱誠而且旣寬又嚴(或者說寬嚴不失分寸)的文學評論,應該由一批有愛心有水平的人認眞去做,這是需要獻身(因爲評論吃力不討好,被公認是愛管閑事的“儍子”的事業)精神的。
  除外,相當重要的,更有接班人問題。韓牧兄、胡培周校長都提出重視發展兒童文學、栽培文學新人的問題,我以爲這是深具遠識的建議,祈願有關的人士、團體傾聽、支持。
  “澳門文學”的前途,我看是樂觀的。這不僅因爲我們已經有了上述認識和初步的有成效的實踐,不僅因爲我們誰都明白澳門是地靈人傑的古城、藏龍臥虎的地方,更因爲我們誰都也明白澳門的文藝創作其實也是不乏題材的。魯茂先生在這次發言中提到的待開拓的那些題材(如:土生土長人士的幾代風流、興衰史,神職人員的生活和社會行爲,漁民生涯,賭的喜怒哀樂人生,火柴、蚊香、炮竹工人的遭遇等),我看都是頗有意思的。另外,澳門還有遠的、近的歷史題材;還有民間文學的題材;更有每天發生在每個角落的故事,像昨天周樹利先生說的“艶舞團撤出崗頂以後……”就是不壞的題材。只要有心,千姿百態的題材會奔到我們的筆下,任我們挑選。
  魯茂先生顧慮澳門局面太小,有些創作可能不成氣候,我覺得也大可不必,因爲大有大的難處和雜亂,小有小的可取和可愛;不錯,正因爲小,人口集中,用韓牧長詩《登東望洋堡壘》(刋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澳門日報》《鏡海》版)裏的詩句說就是“幾十萬人全部是街坊”,故學府和報社才有這樣密切的聯繫,組合起來爲“澳門文學”做點善事才這麼自然而容易,作家們、詩人們才能在因爲靠海而薰染上了熱誠之外,還擁有了小城子民所特有的感情內斂和深沉,像韓牧的《回魂夜》那樣迴腸蕩氣的詩,像林中英等人那樣愛心洋溢的小說,我看只有澳門兒女才能那麼“擧重若輕”地創造出來。我們福建有句話說:“小洞也能爬出大螃蟹”、俄國名作家契訶夫也有所謂的小狗别因有大狗存在而自卑,大狗按牠的嗓門叫,小狗也可以因上帝賦予的聲音叫的說法,我想,用這兩句話獻給澳門文藝界的朋友們參考,諒不會離題吧。魯茂兄可以不用担憂,假如大家共同持續努力,澳門,我相信將會以她的小巧玲瓏、以她的明麗和充滿人情味,在文藝創作上綻開獨具姿色的百花。到那時候,我也相信,浸淫於古典和藝術氛圍中的澳門兒女會大有用武之地,而出外的澳門兒女(像韓牧是完全的,像生於澳門的在座的何紫可算半個)必會樂於爲自己的故土竭盡才智,不僅澳門兒女,可以說澳門的媳婦、女婿,甚至他們的朋友,像我,也都會這樣做!
  努力吧,澳門文藝界的朋友,我衷心祝願你們成功!
  謝謝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