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詩的前路

韓牧

前言



  東亞大學中文學會要我來講《澳門的新詩》,我很榮幸,也很担心。我愛詩,也愛和朋友們傾偈談天,曾經有過和一位馬來西亞詩友在酒店連續談詩兩個通宵的紀錄。但我不習慣演講,尤其是嚴肅的學術討論。
  幸好題目是任我定的,我現在想定爲《澳門新詩的前路》。我雖是澳門人,但對澳門新詩認眞去注意,也不過是這三幾年間的事,反而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華裔的新詩注意得多一點。我是五十年代末開始寫作、開始發表新詩的。事物不外乎現在、過去、未來三個時態,要談澳門新詩的過去麼?一個來月裏實在不可能找到足夠的資料來整理;談現在麼?有目共睹 ,在座諸位也一定很淸楚;預測未來,是相士的專長。要「能知過去。,可以靠精力和勤力,一步一步把歷史的包裝拆開;所謂“預知未來”是最難的,却同時是最易的。俗語說,“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應驗與否,也是未來的事,說完就算數了。希望諸位容許我取巧一次,談談澳門新詩的前路。
  鑒往知來。澳門新詩的現在和過去,還是要涉及的,我在下面準備對澳門新詩未來的情况,逐項預測,看看到底是前程似錦還是前路茫茫。事物的發展,受客觀條件制約很大,時代的趨勢、地域的局限,力量大到無可比擬。但我以爲這些客觀力量的形成,還是人的主觀的積累的結果(當然,這個“主觀”也受到它的“客觀”的制約);所以,事物發展的方向,除了大勢所趨,也會受當事人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除了鑒往知來,還有“鑒人知己”,我們也可以環顧一下澳門以外各個華文地區的新詩以前所走過的彎路,希望我們澳門的新詩能夠避開一些阻礙,早點走上一條康莊大道,不要浪費精力,浪費時間。澳門新詩目前並未爲人所知,也還沒有比較大的發展,它有很大的可塑性。因此,在這裏談澳門新詩的前路,是爲澳門新詩看相、批命,同時也包含了趨吉避凶的願望。

(一)發表的塲地



  澳門一向缺乏文藝雜誌。純粹刋登詩作和詩評論的詩刋,更好像沒有過。香港人口是澳們人口的十倍以上,也養不起兩三份詩刋;中國大陸踏入八十年代,新詩空前繁榮,目前有詩刋十七個;不要忘記,大陸人口是澳門人口的二千倍以上。說句笑話,如果到香港有十個詩刋、大陸有二千個詩刋的時候,我們才有一個詩刋;比較來說,我們可以說是比他們多。當然這是笑話。詩作和詩評論,除了在詩刋上發表,也可以發表在其他地方。澳門直到目前爲止,新詩主要發表在幾種中文報紙的副刋上。據我所知,中國大陸的報紙,香港的報紙,對新詩的處理,都不及澳門報紙的重視。大陸報紙刋登的新詩,形式比較單一,不少是“應節”之作、“應景”之作。香港一些報紙副刋也有一些分行的東西,但那是流行歌歌詞、打油詩,或者是內容空泛的歡樂和感嘆,爲換取稿費而作的,或者是附屬於相片的附屬品。那些脫離具體生活的濫詞,污染了初學寫作新詩的眼睛和心靈,當然不能算是眞正的新詩。
  澳門報紙雖然不多,但不論是文藝周刋還是綜合性副刋還是靑年版,都歡迎新詩,而編者採稿態度也比較開放,可以接受差異極大的各家各派,這是値得讚賞的。其中《澳門日報》的文藝周刋《鏡海》,是一九八三年六月創刋的,至今一百二十多期了,刋登過的新詩數以百計。另外是校刋、會刋、學生報、壁報等等,但它們的缺點是流傳不廣。報紙流傳最廣,但也限於本地,雖然也有外銷到國內和香港去的。我在香港有時候要買兩份澳門的報紙,也很困難。佐敦道碼頭一個很大的報攤,也只入貨三份,早一點去,還沒運到,遲一點去,就買不到了。前年春天,我在《澳門日報》主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呼籲“建立‘澳們文學’的形象”時,就强調過文藝書籍和雜誌的重要。去年春天,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出版了《澳門文學創作叢書》,有三本詩集,我想是澳門新詩的第一次結集成書吧。叢書出版後,有兩個報社訪問我們,我又一再强調書籍雜誌的重要性。
  詩評論方面,據悉,在《鏡海》發表的《氹仔詩話》,部分已由葡文的《南灣》雜誌根據英譯陸續轉譯爲葡文發表,並且已決定出版中、英、葡三種文字對照的單行本。小小的澳門,在中英、英葡、中葡之間的文化交流,竟也作出一些成績來。把中國新詩介紹給英文、葡文讀者,這是我們特别高興的事。
  要流傳得悠久和遙遠,還是要靠書籍和雜誌。據悉,東亞大學中文學會要在今年春天創刋《澳門文學》雜誌(編者按,截止一九八七年底,該刋仍未面世),裏面一定也容納新詩;該會還決定在今年二月起主辦“澳門新詩月會”,每個月選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歡迎全澳對新詩有興趣的各界男女老少朋友參加。月會打算首先邀請澳門詩人作爲嘉賓,介紹其詩作,並由詩人親自朗誦自己的代表作,自我介紹詩作的背景,並和與會者交流。這也是一種發表方式。聽說該學會正在與澳門電視台商討合作。這樣看來,這一兩年來,澳門新詩,單靠澳門本身的力量,已經有了進展,就發表的塲地而言,前路更闊,更多姿多彩。如果鄰近地區如廣州、香港,在出版方面給我們支援,例如爲我們出版、發行詩選,那就更好了。
  報紙副刋有時會用入一些外地的詩作,作者與澳門並無關係,寫的又只是外地的人物外地的生活。對這一點,我們應該怎樣看呢?我想,那不屬於澳門文學的範圍。但就交流而言,還是可以的,因爲在澳門可以見到的外地刋物不多。不過如果外地的稿刋登得太多了,也就佔去了本地作者的園地。誰都知道,澳門的刋物應立足澳門,以服務澳門、培養澳門作者爲主要任務,如果有一天出現那樣的情况,相信還是稿源的問題,來稿不多,或水平不高,被迫要用外地來稿。我在此來一個呼籲:澳門作者、澳門詩人,應首先向澳門的刋物投稿,而不是首先把好的稿件、詩作投向外地。最近看了由《華僑報》主辦,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東亞大學中文學會、靑年牧民中心協辦的“澳門靑年文學獎”的詩稿,有一些確是達到外地文學刋物的水平。這些詩稿,如果向外地投寄,是會被採用的。當然,作者有作者的想法,總希望自己的作品流傳得廣一些,久一些。這是個矛盾。爲了愛護澳門,看來應首先支持澳門的刋物,使它們發展,一旦發展到某一個水平時,外地的讀者就會刮目相看,愛讀我們的刋物,甚至主動爲我們出書的事,都會來了。人是有勢利眼的居多,你“貧賤”時人家讓你自生自滅,我們唯一的辦法是盡力寫好自己的作品,辦好自己的刋物。等到我們有“炎”有“勢”,别人自然要來“趨附”。
  回頭說發表的塲地,將來的前景眞是多姿多彩:報紙副刋、會刋、校刋、學生報、壁報、朗誦比賽之外,還有文學書籍、雜誌、新詩月會以及各種文學獎。還可能上電台、上電視呢。

(二)作者的類型



  澳門新詩作者,大槪沒有專業的吧。鄰近地區有的作者是專業的。專業作者如果沒有任何壓力(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或什麼的),是最幸福的。如果有,不如業餘的好了。業餘的可以照自己的興趣去寫或者不寫,又可以在職業中體驗生活。詩好像比較貴族,其實一樣需要體驗生活,體驗社會現實生活,這些我下而會談到。業餘作者缺乏時間,但詩有短小精煉的特點,寫起來,比小說、劇本等省事得多。
  給作者分類,可以按職業、出身、寫作內容、寫作方法、風格等去分。但我想首先從年齡來分。年齡,在新詩來說,比較値得注意,大多數人年輕時初學寫作,是從新詩開始的。至少,都寫過一些詩。年紀大了,還在寫,而又多產的,就不多了。我一向以爲,寫新詩一定要有童心、少年心,是年輕人的事。這裏說的年輕,不指生理年齡,而是指心態。不過,進入中年、老年而仍有童心、少年心的人,是少有的;年紀輕輕,就失去了童心、少年心的人,也不多。總體來說,生理年齡和心態還是有一定的關係。如果把詩人按生理年齡分成老、中、靑、少四種,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星馬,在新詩的圈子裏活躍的,主要是中年和靑年。一般說,中年比靑年成熟和堅實,所以有的地方是中年爲主;一般說,靑年比中年活躍和多產,所以有些時候是靑年爲主。總之中、靑年是新詩的支柱。就我所見,澳門靑年詩人成熟的很少。少年呢,就我所知所見,例如這次“靑年文學獎”的來稿,初級組,也就是十七歲及以下的,來稿數量只及高級組(十八歲至三十歲)的六分之一,而且水平比高級組的低得多,照我個人看,可以說沒有一首是寫得比較好的。鄰近地區的這類靑年文學獎、工人文學獎,少年比靑年寫得好,也不足爲奇,尤其在新詩。
  澳門是例外的,新詩的支柱,或者說主要力量,是老年和中年。就這個情况而論,我很担心靑黃不接,甚至是後繼乏人。扶助靑少年,是當務之急。扶助以啓發爲主,不是加以限制。近幾年來,我在一些外地的文藝雜誌和本地的報紙副刋裏,常會見到澳門老年、中年詩人的新詩。我國的老詩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成熟成名成家的,不少已“轉舊忘新”,改寫舊詩而不寫新詩了。澳門的老詩人却是常有新作,詩情往往比一些靑少年詩人還要眞摯深刻,很少堆砌、牽强、强說愁的情况,以上弊病在靑少年詩人的詩作中常常可以見到,這使我對老詩人有由衷的敬意。老、中年詩人,有的長居本地,有的從南洋回國,有的從內地回澳,有的在香港生活過,不一而足;一般從靑少年起就開始對新詩發生興趣,從古典詩詞、西洋詩、“五四”傳統的新詩吸收養料,有一些還從外地帶回來比較新的寫作方法。在比較新的寫作方法之中,儘管有部分不爲人們接受,而且有不少値得商榷的地方。
  從中國詩史看,詩往往因外地、異族的文化流入而有所發展,唐詩也好,“五四”新詩也好,都是例子。這樣看來,我們用年齡把作者分類,其實也混含外來影響多寡的差異了。
  中國大陸也可分爲老、中年詩人和“文革”之後崛起來的靑年詩人,就是北島、舒婷、顧城那一代。那一代之中,有些已漸入中年了。現在有更新的一代,其中有所謂“大學生詩派”的;據說他們之中很有一些人蔑視前輩,對老、中年的態度不在話下,連北島他們那一輩也一樣看不起。他們有些對傳統過份輕視,正如他們的上一代,也就是“文革”之後崛起來的那一代之中一些人的看法一樣。我想,等到他們自己成爲傳統的一部分時,他們大槪要改變現在的看法了。任何一株樹都有根,五十年代台灣有過所謂橫的移植,移植不是不可以,有時是應該的,問題在移植之後還是要有一塊土壤讓它生根的,如果土壤不適宜,根生不出來,也就只有枯萎。從野外採回來插在瓶裏的山花,也很美麗,却是暫時的。
  靑少年畢竟是新詩的年華,澳門目前新詩圈子裏的組成,從年齡看,是不正常的。只要能挑起靑少年的興趣,給予指引、啓發而不是規定和限制,澳門新詩的前路上,靑年、少年,一定是數量最多、聲勢最大的路人。曾經見過一些靑年人的詩作,很有才華,甚至趨向成熟,但一閃之後,一年、兩年,那名字就從此不再露面了,也不會是改了另外一個筆名,因爲從詩風是可以分辨出來的。眞是可惜。要寫詩成功,不是兩年三年,十首八首的事,應該十年八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寫下去,才會寫出一個格來,成績和成就是積累而來的。沒有新的、不斷的供給,天才很快就會用盡。

(三)現實性和社會性



  先談所謂現實。現實是什麼呢?爲名詞下定義是最笨的——對不起,這句話也許冒犯了一些學者了——我的意思是:很難找到一個能使所有人同意的定義。我只能簡單說,現實,我的所謂現實,意思是此時此地的實際情况。不必想到“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那些文學名詞,我也不打算談這類名詞。這類名詞只可以看成是寫作方法的其中一種。重要的不是名詞本身,更不是名詞的字面意義,重要的是它背後包藏的特質、眞意。不要望文生義說現實主義是寫窮人、富人,浪漫主義是寫風花雪月。那些不過是題材。也許,任何方法都可以處理任何的題材,一首詩裏,可以同時用幾種方法處理一種題材或幾種題材。
  少年人最初寫詩、往往從內心感受出發,偏於主觀,也就是偏於所謂“浪漫”的方法,等到閱世深了些,覺得客觀大千世界與自己內心的主觀世界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格格不入,於是停了詩筆。其實這種內外矛盾正是產生好詩的一個因素。停筆,是因爲他們的主觀向客觀無條件投降,或者是因爲誤會了詩只屬於內心的,以爲詩與散文、小說應該有這個分别,正如有些詩作者爲了特意與散文、小說相異,而過份着重韻律,自定框框,窒息了、流產了自己的新詩。少年詩作者自發地寫作,是很可貴的,裏面一定有其眞情。另外一種接受了社會學的知識,心裏有了很多主題,然後在客觀世界中找題材,這種寫法似乎很現實,却沒有自己的主題的發現。
  歸根到底,主觀也是來自客觀,因爲不可能無中生有。一些鄰近地區的新詩,這二、三十年來都走過一些彎路,我個人覺得,都可以解釋爲輕視客觀現實。尤其是客觀社會現實。
  例如台灣五十年代後期的“橫的移植”,甚至全盤西化,是在缺乏縱的直接繼承的情况下(當時“五四”以來的許多詩集都成爲禁書),加以輕視客觀現實而造成的。他們一跳而過,跳到古典詩詞和西洋現代詩裏去。其實那兩個世界都不是台灣當時的世界,一個太古老,一個太新潮。那時候不少詩作,從文字到意識都是這兩者的混合,晦澀到詩人互相看不懂彼此的詩作。我不是說所有的台灣詩都是如此;另有一些是寫台灣鄕土的,不過前者成了壓倒性的“大流”,這“大流”也影響了不少香港和南洋的詩,而香港和南洋之間並且互相的及輾轉的影響着。從文字上、手法上看,也有新鮮、有趣、刺激、奇異的,但與現實對照,却不眞切。也許有人解釋爲詩人對現實不滿,思想混亂、無出路之類而說它是“現實”的,但却不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正視現實的做法,所以我說它不眞切。七十年代之後直至八十年代,星馬方面還有不少這種詩。幾年前,我給新加坡兩位朋友寫過一封信,後來他們把信讓當地一份文藝雜誌發表,作爲一篇評論(刋《新加坡文藝》季刋,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裏面有幾句說:
  “我覺得……大部分詩作,沒有能夠表現出新加坡的色彩。或者說,色彩不濃。其實,新加坡這個朝氣蓬勃的國家,總有不少她自己的特點吧。爲什麼從那些詩裏看不到呢?反而,我看到一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港台現代詩的回光返照。個别詩作,若另紙抄錄,不抄作者名,說它是中國大陸詩人的作品,我不會相信,但如果說是六十年代初期一位香港或者台灣詩人寫的,我也許會信以爲眞了。由此也可以得知,當時的那些詩作,可能並沒有反映出當時當地眞實的社會風貌。不過這是另外的問題。其實,詩中所寫的那些東西,以及那些寫法,踏入七十年代以後,連港台自己都放棄了,都拋棄了;轉向較爲現實、較爲社會、較爲明朗了。爲什麼要珍惜别人已經拋掉的東西呢?新加坡自有與别不同之處,正如每個獨立國都有與别不同的國旗,每個‘獨立人’都有與别不同的面貌。爲什麼不去招展自己的國旗呢?爲什麼不去坦露自己的面貌而去戴别人的面具呢?……”
  從海外回到海內。中國大陸的詩,“文革”時發展到槪念化、口號化,已從藝術作品淪落爲政治工具,裏面沒有作者自己獨立的見地,沒有個人,不合現實。滿紙“現實”都是理想中的“現實”,只是政治野心家的回聲而已。“文革”以後,人心突然被解放,出現了所謂“朦朧詩”,其中不少是關切國家民族的,因爲發自鬱結的內心,不論是樸素的甚至是矯飾的寫出來,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些,當然是現實的、社會的(還可以說是時代的)。但同時有一些,專門寫潛意識的、超現實的,也許算是對“文革”的反動,廣義來說,說它“現實”亦無不可,却不是積極、奮發、深刻的。就內容到形式,中國大陸的新詩經過解放後的三十年,其實應該有這樣一次强大的冲激、矯正。否則,盡是表面上虛張聲勢實質上暮氣沉沉的所謂古典加民歌,永遠不變的四行一節,隔行押韻,誰都會受到催眠的。
  不過,我們澳門也要注意提防矯枉過正、飢不擇食的情况。不能因爲以前一味空喊國家民族,現在就要柔媚如無物;不能因爲以前的寫作方法太過簡單,現在凡是新方法就是好,就一定配合我們的內容。不能因爲以前過左,現在就要過右。任何寫作方法,最舊的、最新的,如果不能和內容緊密配合,就只像出土的金縷玉衣,華貴却不現實,永恆却沒有生命。
  還要說一說散文詩。香港近年有不少名爲“散文詩”的作品,大部分是新移民寫的,也是輕視現實的例子。爲了闡明我對“散文詩”的看法,避免引起誤會,我把我曾說過的話,再說一次:
  “也不能說它們沒有形象思維,但意念殘舊,浮淺輕滑,一味‘作狀’,也許是‘文革’期間那些所謂豪言壯語的反動吧,但却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那些豪言壯語像一聲空洞的口號,這些柔詞媚句像一下無端的淺笑,同樣是無力的。”(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文滙報》《筆中情》欄)
  “幸運的,找不到矯揉造作的所謂‘散文詩’,也找不到故弄玄虛的所謂‘現代詩’。請勿誤會,我不是否定散文詩和現代詩,我只是否定掛起這兩個招牌的‘假詩’。也許工人朋友沒有閒情去‘矯揉造作’,也沒有‘故弄玄虛’的學問。”(《香港工人的詩》,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作,刋《第三屆工人文學獎得獎文集》)
  “我曾經一而再的爲文批評近幾年流行的那些矯揉造作,柔媚如無物的所謂‘散文詩’,一些寫‘散文詩’的朋友誤以爲我全盤否定‘散文詩’這一種體裁。其實即使對某種體裁沒有好感,也不應否定,也否定不了的。重要的不是體裁,而是表達了什麼,和怎樣去表達。有‘料’沒有?美不美?如此而已。”(《詩和書法》,刋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大拇指文藝》)
  已經說得很淸楚了。其實這種詩風不限於散文詩,也限於香港。
  就我所見的澳門新詩,有些是現實性、社會性不强的。不是說所有的詩都要有社會性,如果去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眞實的寫出來,也是很好的詩。廣義來說,也有現實性,定義再廣一些,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社會性的。問題在於,從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從台灣、南洋以至港澳,一些詩,只是模仿了别人的字句,最多是模仿了古今中外詩人因其特殊內容所需而偶然產生的特殊的寫法,內心根本沒有如此的感動,更多的是堆叠並無系統的,各不相屬的一堆凌亂的意象,以爲不像散文、小說,又不像“人言”的,才是詩。我想說,客觀社會現實,永遠是一條誰都可以走的康莊大道,想想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可以明白了。我們都愛李商隱的《錦瑟》、但我們之中,誰能否定《三吏》、《三别》是好詩呢?不一定要風花雪月的;風花雪月,如果能細緻觀察,也可以寫出鮮美的意象,寓意深刻的哲理詩來,同樣是現實的。總之要自己眼中的或心中的東西。
  爲什麼有康莊大道不走呢?因爲難走。首先要破除成見,眞心覺得那些也是詩,也是好詩。其次要把現實如實的寫出來,包括作者內心的想法。要眞實的,不是文過飾非的,那就要胆量了。

(四)地方色彩



  我們關心的是澳門新詩的前路。旣說是“新”的,就要內容到形式都是新的。舊瓶新酒、新瓶舊酒,都不算全新,都不算最好。總是先有了新的內容,然後自覺或不自覺地用一個新形式來承載它,表現它。所以要兩者都新。還有是“澳門”二字。剛才談現實性、社會性時,在談南洋的新詩時,也涉及到地方色彩。最近見到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菲華新詩選》,選了幾十年來菲律賓華人的新詩。全本詩集看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如何?沒印象。更看不到菲華與菲律賓人民的交往、交情。那使我很失望。只是懷念故鄕、祖國,那是地方色彩嗎?那只是各地華人的一種共性而已。澳門新詩,對內來說,首先服務於澳門,對外來說,它反映了澳門的社會、人情。否則,與香港新詩何異呢?地方色彩,不但是牌坊、觀音堂,不但是松山的早晨,西環的黃昏,還有現實上的社會、人情。
  如果看破了以上所說的,澳門新詩的前路上將會出現一些這樣的詩作:反映市街的、工廠的、學校的,以及土生葡人和新移民的生活的,甚至是反映和探索中葡關係、新澳門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等等新情况的詩作。而寫“孤雁”的,“豎琴”的,“紅楓”的,那些在澳門很難見到的東西,一定會減少。當然,不是不應該寫想像中的東西,而是想像也應該根源於現實,或者是作爲現實的影子而存在。或者說,寓意於現實。
  我有時寫好了一首詩,從室內走到街上,看見光天化日之下複雜的景物、錯綜的社會現象,與自己的詩的單薄、虛浮比較起來,就感到自己很渺少,很自卑。被人稱作詩人時,自己很開心,很“高大”,沉迷在自己的詩中的時候,也是唯我獨尊的,但是現實社會不論從廣度算或者深度算,自己的詩反映了多少呢?新詩不受社會歡迎,原因之一也許是,新詩沒有怎樣眞切的關心過社會。
  簡單說,現實,總是眞實的。不管是客觀的或內心的;社會,就是人之間的關係;地方色彩,是社會的風格。我旣然說現實是此時此地的實際情况,當然把時代也包括進去了。

(五)藝術性



  我們這個小城在大河的出口處,貼近大海,有山丘,也有離島,有眞正美麗的自然風景。從松山山頂鳥瞰或者在氹仔的岸邊遠眺,都可以證明。我們有悠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豐富的古蹟、文物,就混在現代建設之中。也許就是它的山水和它的歷史,構成了它的藝術氣質。在我認識的年輕朋友中,就有古文字學家、篆刻家、書法家、國畫家,還有舊詩詞寫得很好的,又有西晝家、攝影家、鋼琴演奏家、舞蹈家,我自己也很愛藝術,古的、今的、視覺的、聽覺的。這小城的藝術氣氛很濃,尤其是傳統藝術。就這樣,會使一般文學或藝術愛好者不自覺的善用形象思維,不自覺的事事從藝術角度出發。但文學與藝術不同,詩雖是文學中最藝術的,却仍在文學範疇中。澳門也漸漸走向現代,從小鎭走向大城,現實其實並不如我們詩中所反映的那麼傳統,那麼平靜的。
  我在上面强調了現實性和社會性,爲的是怕新詩走到形式比內容還重要的困境。談詩,不談藝術性、形式等等,當然是不可以的,但一味談“詩眼”也會弄到“有眼無面”、“有句無篇”;何况“詩眼”還不但是形式的問題,連繪晝也不是光談明暗和顏色的,否則變成談調色碟了。一味談新手法,只是修辭的延續,却不是詩。歷史上,詩過份偏重形式,有因個人生活太安逸,有因社會政治太黑暗,比如文字獄之類。而我們的現實絕非如此。
  內容才是最重要的。詩意詩情,實質上也就是內容。字句、章法、韻律等等,是把它表現出來的工具而已。每一種詩體都是慢慢發展的,形式越來越成熟,盛唐比初唐成熟,我們的,又比“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成熟。那麼,我們不是很幸運麼?我們的詩不是比“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更好麼?不一定。因爲詩能夠感動人的最基本之處還是詩情詩意,還是內容。是比較這個爲主的。我們幸運在於就這一種詩體來說,使用的形式比較能夠表達現代的內容,如此而已。不過,內容也是發展的,變化的。如果形式僵化,到某一階段已不足以表達新發展出來的內容時,形式又非變化不可,否則又是表達不好,從這點看,我們並不比前人幸運多少。因爲我們不是表達前人的內容,是要表達我們此時此地自己的新內容啊。
  看重內容,最精確的表達出來,那就是好詩了。

(六)語法修辭



  在澳門從事新詩的寫作和指導的,主要是敎育界、學界和報界。這和星馬有相似之處。敎育界、學界,因其職業特點,作風是正派的。敎育工作者以作育英才爲天職,學生優異也就是老師的功勞,所以不會產生前輩壓製後進之類的文藝界畸型現象。報界特點是面向大衆,職業上習慣隨時站在大衆的、客觀的立塲,並且要淸晰的表達和傳播,不含糊,也不必含蓄,但要及時。這些對詩的現實性、社會性、地方色彩都很有利。因此,從內容到形式,都比較嚴謹和規矩。
  靑少年接受了語法修辭的正規訓練,這是很好的基礎,正如學畫不學素描,一學就大寫意,只能畫鬼,不能晝人,更不能畫神。但到了下一步,要踏出社會到各階層去,進行創作時就會知道,詩不是應用文,從內容到形式甚至語法修辭,都要創作。語法修辭是寫詩的人不可少的訓練(我們知道有過一些連一封信也寫不通順的詩人),但只靠它却不能創造出詩,反而是成熟的詩有可能創造出新的修辭甚至語法來。學習與創作不同。創作是極端自由的,與小說、散文比較尤其如此。等到基本訓練完成,就什麼都可以看破、打破,以免被任何框框套住了自己。任何一種新的詩體出現時都會被人視爲怪物,不足爲怪。我想,有一個鑑定的標準:它有堅實的內涵嗎?這種寫法是 更好的表達它的內涵麼?再退一步,如果不知道它在說什 麼,那麼,它美嗎?李商隱的《無題》詩,雖然不一定淸 楚它在說什麼,但它美,是大家公認的。儘管大家說不上 怎麼個美法,而且大家對美的定義也許不同。 詩是敏感的、新銳的、先進的,在文學革新裏,詩往 往與畫走在前頭。詩的羣衆沒有小說多,影響羣衆的力量 沒有小說大,但它的內容以至形式,常常足以影響到其他 文學藝術領域的作者,包括小說家,而對羣衆造成間接的 影響。詩人不要妄自菲薄了。

(七)模仿和詩派



  模仿似是初學者必經之路,但已經成熟的,就不應該,這也可以說成是不顧現實。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詩互相模仿的不少,中國大陸“文革”時的千篇一律千人一口不要說了。在新一代的範圍裏,一窩蜂地去寫同一題材的,近年漸漸多了起來。寫作方法更是如此,一窩蜂趕時髦就是好。在香港,也有奉一宗師而爭相模仿,爭相膜拜,儼然成爲一詩派的,甚至詩風影響到已經成熟的新移民詩人和國內知名的中靑年詩人。如果算是學習階段,當然也可以,但畢竟每個人的生活其實怎麼也不會相同的。形式許多時是跟着不同的內容而來,拆不開,形式給拆穿了,其實只是該特定內容所需而導致,沒有什麼値得驕傲的地方,値得膜拜的理由。也許是內涵貧乏沒有什麼好發掘時只好專門去掘形式。
  可貴的,這些爭相模仿的情况,在澳門新詩裏不大覺得,也許澳門寫詩的人不多,還沒有足以形成共同風格、形成派别的條件。個人風格雖或尙未形成,還是有與别人不同的樣子,不看署名也可以認得出是誰。這也有好處。這才是百花齊放。偉大的詩很難由一個人寫成,各自用自己喜歡的、探索得來的寫作方法寫自己客觀生活範圍裏的熟悉的生活,和自己的內心世界,合起來,不是一首偉大的詩嗎?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星馬,都有老死不相往來的或者敵對的詩派。我們沒有。因此也沒有傷了感情的事。大陸有過朦朧詩之爭,台灣有過現代與鄕土之爭,新加坡有過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之爭,馬來西亞有過“是詩?非詩!”之爭,香港也有過這樣那樣的爭論。我們沒有。沒有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不能一句說死。我們比較簡單,沒有定型,沒有成派,可以走任何方向,這倒是自由的。不過連評論也沒有,却不能算正常了。

(八)詩評論·兒童詩



  在澳門新詩的前路上,在可見的將來,評論還是跟不上創作的。不但澳門,所有華文地區都是如此。評論比創作難,很容易猜錯、說錯。容易讚錯人又容易得罪人,又容易不自覺的打擊了人。以澳門人的平和謙讓,將來的評論相信是溫和的、鼓勵性的。評論家以有寫詩經驗的爲理想。沒有寫詩經驗的評論家,相信也很難會出現。讀後感誰都可以寫,這是另外的事了。
  另外我想到兒童詩。兒童的想像豐富新鮮,大人應持放任的態度,並鼓勵他們自己動筆記錄,也就是寫兒童詩。這項工作,也許我們還沒有開始。這可以預防和補救一味現實的寫作方法,作用與詩人涉獵别的藝術如繪畫、音樂、舞蹈一樣。兒童文學藝術自有一套標準,就我所見所聞,國內的兒童繪畫和香港的兒童朗誦都有用大人的規格套入兒童藝術的危機,這反而是扼殺了童眞。台灣和馬來西亞在輔導兒童寫詩方面是有成績的。好的兒童詩指導老師和好的評論家一樣難得。自己不寫詩的輔導老師,相信也一樣很難會出現的。

(九)未來的澳門新詩的樣予



  澳門的新詩在內容、形式兩方面,都大有發展的前途。我曾經想過,就詩的形成過程而言,是內容先於形式,是否先着重發展內容呢?也不能這麼說。因爲這兩者往往拆不開。詩人寫詩,先有一個形式然後找個內容套上去,好像按樂譜塡歌詞那樣,當然不對,但如果强調先找內容,然後再找形式,也不合實情。因爲就寫作過程而言,每寫一行,甚至每寫一個字,都是內容形式一齊出來的。我只能說,一齋發展。
  况且,目前澳門新詩在形式上、手法上,主要沿用傳統的,這也許是內容不新而導致形式不新,內容必須帶頭,如果內容謙讓,給形式先行,就會走進所謂的“形式主義”了。目前所見一些古古怪怪的字句,特特别别的寫法,往往顯得勉强,除了功力不夠不能淸晰表現、重現客觀者外,是有意爲之的做作,是外加上去的,是模仿,不是模仿內容,而且戴人面具,並非內容所需,更非從自己的內容自然流出。不要孤立的說新就是好,怪就是美“可以說,目前能夠運用得好的形式、手法,都是比較傳統的那些。所以,似乎形式的發展也不應該後於內容。
  隨着社會的發展,詩人眼光更高一些更闊一些,一定會自覺到詩的社會性。雖然詩人、藝術家在創作時不一定有濟世或功利之心,但詩作、藝術品旣然發表,就和社會發生關係,這不是作者能夠逃避的。現實非但不可逃避,更且應該投入。每位詩人的生活圈都不同,只要不輕視現實,就會反映出各式各樣的而不是抄襲的或憑空想像出來的生活。這主要指內容,也兼指形式。隨着文藝交流增加,形式、手法也同樣是各式各樣,甚至千奇百怪,只要它能和內容相安,就可以了。
  澳門永遠是中國的領土,澳門文學永遠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澳門與地球上别的華文地區都有相似之處。儘管如此,澳門的歷史、現狀和去向,與所有的華文地區都不同,澳門新詩的前路,是澳門詩人自己走出來的,不會是别人走過的、别人正走着的,或者别人將要走的路。
  文藝作品是社會的產物,我們的社會是獨特的,我們的新詩也應該是獨特的才對,否則反而證明了我們的新詩沒有切合澳門的社會現實。到底未來的澳門新詩是怎樣的呢?照我估計,這估計同時是我的希望。
  一座森林,長了各種不同的樹,但全部都植根於現實,又全部都接受現代的雨露陽光,又全部都開出美麗但却不相同的花朶。這些花朶,如果要給一個名字,叫什麼好呢?理論家們愛談主義的,叫“現代現實主義”好嗎?我對理論探索得很少。在理論上通得過嗎?這些問題,讓有興趣於澳門文學的理論家來硏究吧。
  一九八六年元月三日·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