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文學資料的蒐集與硏究

盧瑋鑾

前言



  今天應命出席由東亞大學中文學會主辦的“澳門文學座談會”,自覺慚愧,因爲一直以來對澳門文學很生疏,但主席說可來談談文學史料蒐集的問題,再想到長久以來,是省港澳並稱,一衣帶水的關係深厚,近七八年來自己從事香港文學史料蒐集的經歷,還是可以提出來,請同行提供寶貴意見,作一次港澳文學硏究交流的起步。於是我答應了。

“區域文學”一詞的含意



  這個詞,可能是我杜撰出來的。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國的八省十七院校在西安擧行了一個大型的現代文學史硏討會,其中一項論題是:“關於四個缺門的資料整理和硏究問題”,四個缺門指:瑞金、延安時期、抗戰時期大後方如重慶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上海孤島時期、香港地區。這硏討會開過以後,國內各區域也就紛紛發起區域文學史料的整理工作,成績較顯著的有東北文學、上海孤島、四川的抗戰文學(國統區文藝硏究)、桂林文學硏究。硏究者就地利人和,搶救日漸流失的寶貴資料,以便日後文學史的編寫。近幾年來,逐漸形成一種區域各自整理史料的局面。港澳地區也該是一個重點,我們也應就地利人和來完成史料整理工作,以便塡補文學史上的缺門。

史料的追尋



  資料來源大槪可分爲下列四個方面:
  (一)報紙與期刋——
  這幾乎是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也是比較確定可靠的,文化人的工作,可在報紙副刋及文化消息欄內找到較全面的紀錄,而文藝作品也廣泛散佈在文藝期刋中。尙幸香港大學圖書館保存了重要的本地報紙及刋物,例如《大公報》、《星島日報》、《立報》、《華僑日報》、《華商報》、《國民日報》、《文滙報》等;刋物如《筆談》、《時代文學》、《大風》、《小說》、《文藝生活》等。
  (二)曾到香港的文化人的作品、傳記、回憶錄、追悼文字——
  這些資料雖然很零碎,偶然也有因記憶錯誤而失實,但還可補足當年報刋沒有觸及的資料。現試擧一例來說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留港的文化人分批從不同途徑返回內地,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郁風等就是經澳門回桂林的,這條資料就分散在下面幾篇文章:
  <1>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香港進修出版敎育社,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日記中確記夏衍等一行多人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前已離港。
  <2>夏衍《不能忘却的紀念》上海《文滙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版三。
  <3>馮英子《不盡長江滾滾流》《淚雨集》丙編,一九七九年十月,北京新華書店。
  又另一條例子,我硏究許地山在香港的文藝活動,發現他在一九四○年二月,助畫家關良開了畫展,但却不明白他與關良的關係,爲什麼會幫助他。於是我只能記住這件事,直到最近在“中國書展”中,購得關良的回憶錄,才知道原來關良在日本認識了許地山的哥哥許敦谷,是許敦谷促成他學畫的。抗戰時,從上海輾轉想到後方,路過香港,缺乏盤纏,才想起許敦谷的弟弟在香港大學任敎,就去找他想辦法。於是乃有由許地山揭幕的晝展。而關良回憶文章中,沒有提出到港辦畫展的年份日期,相信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了,但我却可在當年的《大公報》中找出正確的日期及地點。
  又再擧一例,不是屬文學範圍,但與澳門有關的,是另一個畫家的活動。關山月抗戰期間曾在港澳逗留一個時期。據資料顯示,他在一九四○年四月初由澳門携同作品百餘幀到港,由中國漫晝家葉淺予、張光宇等招待及推薦在“金陵酒家”擧行晝展,但爲什麼他會由澳門來港,又何故會由漫畫家來推介呢?這個謎又要等到一九八○年,我看到關振東的《畫家關山月》一文,才可解開。文中可見關山月在一九三九年暑期在澳門的“濠光(按光應爲江,原文有訛錯)中學”開了一個“抗戰晝展”,轟動港澳;“先是澳門的報紙大力讚揚畫展的抗戰內容,引起了香港文化界的注意,當時在香港編《今日中國》的畫家葉淺予和在《星島日報》做編輯的張光宇,特地從香港過澳門來參觀,並幫助他把畫展搬到香港展出。”
  這種零碎資料,有些是有迹可尋,但也有些是全憑運氣。“文革”以後,文化人紛紛寫回憶錄及追悼友人文章,提供了可觀的資料,不過仍需細心依循線索一一追尋。
  (三)口述資料——
  這也是極其珍貴的部分,訪問曾來港的文化人,或對該段時期活動有一定了解或參予的人,這旣可補充紙上資料的不足,也可引發硏究者未知的問題。也擧一例子說說:
  一九四一年五月,香港政府依據戰時法例,把十八歲的詩人彭耀芬遞解出境——送到澳門,因他“犯有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有關此人下落如何,我無法在文字資料中找到答案。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從當年《文藝靑年》負責人楊奇先生口中,知道香港政府在輿論壓力下,不敢把彭耀芬解往國民黨統治的深圳,而轉解澳門。彭氏自五月下旬離港,到十二月香港淪陷,就回到香港,後來參加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病死行伍之中。此外,我還從楊奇先生口述中,了解一塲文藝大論戰——一九四○年十月香港左右翼文藝界的論戰:“反新式風花雪月”的來龍去脈,因而弄淸楚這論戰的政治意義。
  我曾訪問了部分文化人,得到珍貴資料,可惜時間不足,工作又忙,無法做得全面。
  (四)近人對此時期的硏究成果——
  由於香港文藝活動的硏究,還在起步中,至目前仍未有較深入或全面的硏究成果可供參攷。就是偶有叙述,也因資料缺乏,錯漏難免。例如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的《戰時的香港文壇》、藍海(田仲濟)的《中國抗戰文藝史》,修訂再版,有關香港部分,錯者仍錯。又最近林眞先生在《趕快動手——談香港文學史料的缺失》一文中,提到相當多可貴資料,但部分仍待補充;例如他說:“靑山達德學院的舊址,現在已經沒有了。”其實,該學院的主要兩幢建築物仍完整無缺,現在成爲“何福堂中學”的校舍。
  集思廣益,别人掌握珍貴資料加以硏究,無論多少,仍是最好的參攷材料。

整理與鈎沈



  資料的缺失,已是令人頭痛的難題,就是尋得了資料,還需要仔細的整理和訂正。最起碼的編號排檔寫卡片的工作不必提了,把收集得來的資料加以核對攷證,是最傷腦筋的。許多文字不一定可靠,例如手民誤植、某些因素令作者不能暢所欲言、當事人立塲問題、記憶錯誤等等,都會造成硏究的陷阱。面對同一件事,兩個當事人的文章却各有差異,而這些差異又會影響整件事的評價,那就必須小心處理,要求更多旁證支持,才決定哪一條資料可信。有時候,一條資料苦纏好幾年,還是無法找到可信或合理的證據,那就只好有待來者,絕不敢强以不知爲知。
  整理分類工作,目前我仍停留在“手工業”階段,但相信不久之後,硏究者就可借助中文電腦的細緻效用,到那時候,一定事半而功百倍,所以,我提議如果現在開始蒐集資料的同行,先學一點點電腦處理資料程序,把尋得的資料按入電腦的編排來編號,他日輸入就方便得多了。
  爲了避免資料流失,和有些人單靠回憶來憑空爭論,出版資料叢書、目錄、作品,都是有助硏究的落實方法。這些工作,目前上海和四川做得最好。上海再版了孤島時期的文學作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史料選編》及《作家戰地訪問團史料選編》。但這都是虧本生意,不是太多出版社肯冒險,鈎沈所得的資料就只好蓄之文件櫃了。例如目前我已做好的《立報·言林》目錄、《星島日報·星座》目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資料、《達德學院》資料、《中國文化協進會》資料,相信不易有機會出版。較幸運的是部分戴望舒在香港發表的作品及譯作已由《香港文學》刋出,簫紅在香港發表而不爲硏究者所知的幾篇作品,也可重現。其他如端木蕻良先生留港期間的作品,我已全數複印交給他,相信不久在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
  資料整理及鈎沈,如果都能出版,必有助硏究者的硏究。笨工夫先有人做了,其他人利用現成材料,就能專注作深入分析、評價,實在可使地區文學硏究迅速前進。

結語



  正如韓牧先生說:“發掘、整理澳門文學史料……主要工作似應由澳門自己做。”(11)各區域的文學史料,都該由該區域的人自己來做,對地域環境的熟悉,接觸當事人較易,出版物和報刋書籍在本地流傳收藏可能性較高,整理者本身對該地區的感情,都足構成地利人和的優良條件。香港和澳門,在文學資料整理方面,有點同病相憐,但我相信,起步遲不是缺點,不做才是致命傷。搶救文學史資料,應是急務,我們不必氣餒,每個有志於此的人盡自己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學術機構、出版界能支持多少就支持多少,總能創出成果來。當然,如果有人肯捐出一筆硏究基金,成立專硏機構,由專人全力負責,效果必然更好。在還沒有“這麼好的環境”的情况下,那只好靠個人努力;而個人努力,就需要有同愛好者的互相勉勵與交流。今天,希望藉着這個座談會,能獲得足以讓我們努力下去的動力。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香港

  ①《關於現代文學史編寫中的若干問題——十七院校現代文學史討論會側記》,見《編輯參攷》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上海市出版局理論硏究室編。
  ②夏果《晝師關良印象記》,見《大公報》,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張六版。
  ③關良《關良回憶錄》,一九八四年九月,上海書畫出版社。
  ④“關山月定期學行晝展”條,見(大公報),一九四○年四月三日,二張六版。
  ⑤關振東(晝家關山月),見《文滙報》,一九八○年七月七日,版十。
  ⑥“彭耀芬將被解出境”條,見《華商報》,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版四。
  ⑦《中國抗戰文藝史》初版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現代出版社出版,修訂再版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修訂版由朱德發負責。有關香港部分在第三章:《抗戰文藝的動態和動向》,第三小節《銷沈的季節》(修訂版改爲《重慶文藝界的一度消沈》)錯誤把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稱爲《時代文藝》是一例子。
  ⑧見《新晚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版十二。
  ⑨見《香港文學》第二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出版。
  ⑩見《蕭紅短篇小說集》,一九八二年六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後花園》及《北中國》兩個短篇,就是我鈎沈的結果。
  (11)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見《澳門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